文/小语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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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农历六月十九。日历上赫然显示:大暑。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大暑,六月中。暑,热也。”
一大早,父亲把客厅大桌上的瓶瓶罐罐等杂物挪至一边,见状,我纳闷,今天家里要来客人吗?
大桌即是八仙桌。大桌的叫法是我们这一带的方言,犹如我们称太阳不叫太阳,叫“日头”一样。当然,这样的称呼也便于和小方桌、条桌、圆桌等作区分。
八仙桌的来历历史悠远,《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言,“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其中的“俎”,就是八仙桌的前身。当时多用于祭祀,后来发展为古代割肉的砧板,但它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用的砧板,材质有木制也有青铜铸就的,大方形,两端有四足,比例均匀,形体优雅,随后发展成为厅堂的餐桌,才称为“八仙桌”。八仙桌四四方方,每方可坐两人,正好可容八人落座,犹如八仙降临,顾名“八仙桌”。
八仙桌盛行于明清,特别是在清代,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寻常百姓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它的身影。有钱有势的用料多为金丝楠木、红木,牙板上雕龙画凤绣草。平民百姓人家,一般是柏树、榉树,还有杂树等,用料虽差,但是做工不比富贵人家的逊色。
我家的这张八仙桌,从我记事起就有了,当时是堂屋里的唯一大件。平时一般不用,靠墙放着,两侧一边摆放一把直背椅,典雅方正,犹如一尊大儒,端庄祥和。
到了过年或者家里来贵客,父亲会将它挪至堂屋中央,清水软布从桌面到牙板到马蹄腿及背面的井字形托板,一一细细擦拭,四周再摆上四条长板凳,简陋的堂屋顿显肃穆亲切。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搬了几次家,无论是到山区还是到江南,及至最后定居省城合肥,这张大桌一直伴随着我们颠簸流转。后来家中又添置了小方桌,圆桌,直到现在流行的西餐桌。但这张大桌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如故,不可撼动。
今天是什么日子,父亲要将大桌拾掇起来?
父亲静静地端起紫砂杯轻轻抿了一口茶,“今天天气好,准备把大桌用桐油油一遍。”顿了顿又道,“我和你哥哥说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油了。我年纪大了,估计我走了之后,你们是不会上油的。一是不会,二是没有那个耐心。”父亲的一番话,说得我倍感失落。
我学着父亲以前的样子,拿块抹布,浸水拧干,从桌面至桌腿,每一个棱角、每一个缝隙细细反复擦拭。
我一边擦拭一边问父亲大桌的由来。虽然以前也听父亲断断续续说过,但都没有上心去听。印象里,每次说起大桌的由来,父亲总是不厌其烦,目光炯炯。今天亦然。
不同的是,今天,在父亲的诉说中,我和他一起走进了往事中。
父亲说,要是说起我家的这张大桌,得从光绪年间说起。
光绪年间,我们刘姓家族中出了位武将,名曰刘克仁。“克仁”二字对不对,无从考证了,只晓得刘武将骁勇善战,深得皇帝喜爱,赐金赏银自不在话下。
刘武将是个大孝子,手中有了钱,就有了想法。一是想给列祖列宗修一个有规有模的祠堂,二是置田地以传子孙。于是他便请来了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在刘武将家乡(当时的合肥县一带)走乡穿村,选良田,觅宝地。一日,一行人来到了郑墩。
风水先生都懂“地理五诀”。他左瞅右瞄,掐指暗算,当即对大管家说,“就是这里了,有龙脉。”
郑墩是个不大的村落,郑氏居多且当家。管家找到郑姓族长,说了买地一事。郑氏家族当时正处于衰败之际,听说有此等好事,一口答应了。
刘武将一把买下整个村庄,又在村四周置下良田数千亩。
郑氏家族卖了村庄,拿了银两迁址他乡不表。单说刘武将得到村庄后,在村中偏东北面定下祠堂位置后,便着手筹建。挑石匠选木工,北方购石,南方买木,数月之间,一座“四合院”式的祠堂就矗立起来了。祠堂坐北朝南,造型庄重,白墙灰瓦,里面雕梁画栋,松柏临风,甚是壮观。
祠堂盖好后,要请人看管,置下的千亩良田也需雇人耕种。刘武将善战,也精算。他不仅请来了本族的刘氏一帮亲戚,还请来了自己宠爱的小妾娘家贾氏一干亲戚。
刘武将请人分别在村南村北盖起了一栋栋错落有致的徽派建筑,刘氏亲戚住村南,贾氏亲戚住村北,南北村落之间修着一条东西走向、宽约三十米的青石路,意味着二姓之间既有牵连又有区别,起着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作用。
安置好一切,刘武将依旧在朝廷当他的命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此时村里已是人丁兴旺,鸡犬相闻,枝繁叶茂,祠堂里的松柏也蹿出了围墙。远远望去,马头墙、小青瓦在一片桃红柳绿中若隐若现,一派祥和。
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是不平静的。那时的中国,多灾多难——蛮横无理的西方列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终于,战火蔓延到了与世无争的郑墩。年,蒋介石组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大*攻打鄂豫皖。
他手下某个纵队的指挥官听密探报告说,郑墩的村子里有共产*员,且就藏身于南面村落。于是那指挥官便带着一批人马前往搜查,在搜罗无果的情况下,一怒之下,一把火错烧了北村,将北村贾氏住房焚烧殆尽。后得知烧错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将南村刘氏住房置于火海。
一时起,叠翠掩映的村庄狼烟滚滚,火光映天,噼啪之声不绝于耳。村民抱子牵羊撵鸡,四散逃离,昔日的白墙灰瓦在一天的时间就化为瓦砾。
侥幸的是,他们没有动祠堂的一草一木。
且说住在异乡的刘武将得知家园被毁,急速连夜赶回了家乡。看看为其耕作半生的族人,想想动乱不宁的国家,他下了一个天大的决心:祠堂不要了,归大家所有,里面的东西能分的分,能卖的卖。祠堂里那一棵棵耸立的松柏,谁有本事砍走就归谁。
这时候,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凭着一身的力气,硬是砍下了一棵直径四五十公分的柏树。
面对硕大的松柏,父亲的爷爷,我的曾爷爷,请来了乡里手艺最好的木工师傅,吩咐打一张大桌。木匠师傅携着工具家什,带着徒弟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打造了全村最牢固最考究的大桌,也就是现在的这张八仙桌。
说它牢固,后面有叙,此处不再啰嗦。说它考究,自然是指做工,卯榫结构,自不必说。整张桌面看不到一个榫头,父亲说,看到榫头是八仙桌的大忌——桌面上若有榫头,在人落座后,榫头正好对着人的喉咙,从风水上来说,极为不利。桌面下为束腰结构,流线造型,增添了美观,四周的牙板,配上简单的中式竖格,上下人字形的镶嵌,彰显出做工的细致。落地的桌腿也不是简单的直筒式,而是略带收敛的马蹄腿。整体造型美观大方,无论是靠墙放置,还是摆在屋中央,都不失端庄典雅。
好了,大桌做好了。
大桌做好了,却迎来了它人生中的第一个厄运。
年,日本大举侵略我国。地处中原地带的郑墩也未能幸免。爷爷听外村跑反的人说,小日本见人杀头,见桌砍腿。他们容不得中国人,也见不得中国大方桌的腿比他们榻榻米上的小桌子腿长。
日本人眼见着要来了,人是肯定要跑的。作为家里的一个大件,大桌虽比人还多两条腿可它不会跑,不会跑就要面临被砍腿的命运,怎么办,家里人商议后,干脆沉入水塘。于是,在水塘摸到一个水深处,将大桌沉入塘底,上面用大石压住。
待跑反结束回家,从水塘里捞出大桌,除了被水浸透外,安然无恙。爷爷给它重新抹上桐油,晾干后,大桌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举国欢庆。村里整天敲锣击鼓准备庆典,要演出,演出需要舞台。舞台怎么搭,有人出主意了,用大桌啊,反正家家都有,挑几个一般高矮、做工密实的大桌拼接起来,再铺上红绸布,上天安门广场去演出也没有问题!
那时候人的觉悟高,凡是村里有大桌的人家都兴高采烈地主动搬出家里的大桌供挑选。这时,我家的大桌迎来了它人生的第一个辉煌。
负责演出的队长看到我家的大桌,眼睛一亮,双手分别按住两个桌角,用力摇摆,桌子纹丝不动。队长大手一挥,抬走!于是,我家的大桌在邻人羡慕的眼光中被抬到了舞台最中央。
才十来岁的父亲此刻沉浸在全村的欢愉中,不知道这份荣誉。我爷爷我奶奶高兴啊,他们庆幸这张大桌派上了大用场。
几天演出下来,桌子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我记事起,就不时听奶奶和来客说,我家这张大桌子,那年演出,多少人在上面跳啊,蹦啊,都没有压坏,步实得很呢,奶奶的言语中透着骄傲。
真正让八仙桌有肌肤之伤的是年开始的“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那几年。
那时候,全村人吃食堂,不准私自开伙。各家各户作为餐桌的八仙桌都被抬到了大食堂,有的做货架,有的做锅架,大部分沦为砧板。我家的八仙桌最步实,这下可就遭了殃。
红案白案师傅都喜欢它。
白案师傅几十斤的面团放在上面左揉右捶,大桌不吱一声。面揉好了,师傅顺便切成馒头状,手起刀落,随着一声声刀刃碰击桌面的声音,原本无瑕的桌面上立即留下一道道伤痕。
红案师傅十几斤的猪肉放在上面,咔嚓咔嚓,切成块;咚咚咚咚,剁成馅。师傅手法娴熟程度不亚于镇关西,大桌也不怨一句,可在一旁排队等待打饭的我奶奶心疼了,“大兄弟,这是我家大桌,你下手轻点可照?”师傅不好意思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大*牙,“照、照,大婶子,我轻毫。”
大跃进结束了,八仙桌虽带着累累伤痕回到了家中厅堂,却从此结束了它多舛的命运。
爷爷奶奶走后,八仙桌传到了父亲手中。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家不管搬迁到哪里,都始终把它带在身边。
夏日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依然咄咄逼人。窗户旁,父亲用细毛刷蘸着金*色的桐油,一刷一刷细致地刷在桌面上。父亲边刷边指着桌面上的伤痕对我说,“桌面上一排排近似平行的痕迹是切馒头留下的;短而杂乱的痕迹是剁馅留下的;又深又粗的痕迹是剁排骨留下的……”
我留意到,在有伤痕的地方,父亲手中的毛刷情不自禁地轻轻停留片刻,柔软的刷子掠过黝黑的伤痕,犹如春风拂水。
“得好好留着。”父亲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是啊,这张大桌是家传的唯一大件,它不仅记载了主人的记忆,同时也承载了历史的变迁。
确实得好好留着。我在心底暗暗许下了一个无声的但却无比坚定的愿。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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