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曾说：“人生如水上写字，第二笔未曾落下，第一笔已流向远方。”
如是，每一个不曾渲染丹青水墨的日子，不就是对生命的辜负麽？。
看着先生当年的照片或者视频，木心先生身材本不修长，然而笔挺，因此有精干相，以老上海滩的话说，即有“腔调”。如松柏玉石临风。颇为神奇的是，对旁人毫无压力之感，反而有清香入鼻，让人神清气爽。
因为同样的喜好，所以第一眼我看到了木心先生无处不在的形影不离的帽子。像是文章的点睛之笔。
先生的帽子，有圆礼帽、贝雷帽之分别。一般来说，木心作英伦绅士打扮，或跋涉至雪山等苦寒之地时，前者便踊跃登场，顿时木心的气质便厚重严正起来。平时较为随意，木心也必戴上贝雷帽，柔顺却依然不减棱角。
帽子在古典时期的西方，和风衣，文明杖，围巾一起，撑起了一个绅士的型，其乃是一种必要装饰。
木心在八十年代初作《上海赋》，《只认衣衫不认人》一篇中，详细谈到从前上海人戴帽子的癖好：
“因为上海男士出门都戴帽子，巴拿马金丝草帽、兔子呢礼帽、水獭皮罗宋帽，价值昂贵，坐*包车下车的刹那，我们远远的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他们头上的那顶帽子。”
因此，在木心看来，帽子是生活美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美学植根于他的童年记忆。
其实，老上海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有着很长远的传统。旧社会的绅士，宁可在家里过得简朴，也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外头。这里面，不是浮夸的虚荣，而是蕴含着“对自己好一点”，“对生活体贴一点”的温柔、优雅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可以叫做“体面”。没有了体面的生活，那还能叫生活吗？没有了美的生活，岂不是不负责的生活？
其实，“体面”的生活方式，是老上海的象征，对木心来说，那代表着他所成长的环境，骨血里面的记忆。戴着帽子，就是戴上了体面与优雅，也是回忆着老上海的生活，玩味其中百态。如此，哪怕身在异国他乡，美国旅居多年，旧上海繁华不存，但是，心里头总还留着一块净土。
但木心晚年远渡重洋，又缘何“做回上海人”？是饱含着他对故乡的怀念吗？
犹记先生《少年朝食》，有一段这样写：
“吁，予仍频忆江南古镇
梁昭明太子读书于我家后园
窗前的银杏树是六朝之前的
昔南塘春半、风和马嘶
日常无事蝴蝶飞
而今孑身永寄异国
诗书礼乐一忘如洗
犹记四季应时的早餐”
所以，对年老的旅行者来说，忘不掉的反而是少年的记忆。它不能是无形的，而只能是寓居于某一件平凡又珍贵的器物之中，寓居于文学的迁延跌宕，从字里行间止不住地露出来。
木心的作品是一种乡愁的美学，人在美国，固然思忆故乡，即便是回到了故乡，恐怕几十年间天翻地覆，亦找不到记忆中的家园。《少年朝食》写的是乡愁，《从前慢》同样也是一种乡愁。
乡愁至极而不可疏解，即使找不到似粥样温柔的人，戴上一顶礼帽总是可以的吧。轻轻又重重，仿佛戴上了乡愁。
吁！好大的帽子，好要紧的“体面人”，好重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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