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餐桌上的变化
我第一次知道“不景气”这个词是从一本儿童文学中看到的，那个时候上小学，记得书里讲述的是一个新加坡的小男孩，跟妈妈在市集上从小贩手中救下一只被虐待的幼小猴子，买下来带回家养。
当小男孩从父母的谈话中、报纸上、电台电视报道中总是听到“不景气”这三个字时，家里已经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变化：
先是家里帮佣的阿姨没有了，妈妈亲自下厨做饭，后来是餐桌上的鸡鸭渐渐没有了，只有鱼、虾和蔬菜瓜果。
再后来，大鱼换成了小鱼，虾也小了，最后只有很小的虾和青菜了。
爸爸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经济不景气。
最后，妈妈说爸爸的工厂要关闭了，他们家要卖了现在的房子，搬到出租屋，实在养不活这只猴子了，小男孩再三哭闹没有用后，在一个夜晚，妈妈陪着他走到郊外，将小猴子放生。
小孩子哪里懂什么经济危机，故事里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但仍能清楚记得小男孩家里餐桌上的变化，家里的房子由大变小，现在想来，那本书里记录的应该是新加坡在八十年代所经历的“滞胀”时期。
八十年代，由于欧美经济相继步入滞胀时期，而新加坡的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和出口贸易，也结束了此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或称之为“滞胀”的时期。
从填海规模上就能看出来八十年代新加坡经济的下行，整个八十年代新加坡填海面积只有6.9平方公里，与上个十年相比，填海速率下降81.25%。
年之后，新加坡调整经济结构，进行技术升级，打造一批高工艺、高附加值的企业，并将重点逐渐转向优先发展通信、金融和咨询行业，这才走出了低谷，进入另一轮高速发展周期。
第二次切身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寒冬，是90年代末的下岗潮。
大人口中从一开始的“停薪留职”到“买断工龄”，发不下来工资好几个月，甚至半年，再到下岗。
有的人端了一二十年的铁饭碗，没想到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饭碗被砸了。
从东北到河南，再到上海，下岗潮不分地域。
他们一开始不相信国家会真的放弃他们，但事实是除了刘欢的一首《从头再来》，他们就真的只能从头再来。
电影《大空头》中皮特扮演的本曾说过一句话：失业率每下降百分之一就会有四万人死亡，我辞职不干就是因为厌恶把数字等同人命的工作。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冯兰瑞认为：如果再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农民工等，失业率可能达到21.4%，一个惊人的数字。
年至年间，几乎每年都有万至万工人下岗，截至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万人。
这些下岗家庭是怎么熬过那些日子的？经历过的人都不忍再说，再就业哪有那么容易？到处都在裁员，他们既不年轻，也没学历，很难找到工作。
性格坚强的卖小吃，摆地摊，学着做小生意，到工地上打零工，干和农民工兄弟一样的活儿，有的白天做工，晚上开摩的赚钱，东拼西凑给孩子凑学费，哪怕偷偷趁人少的时候去菜市场捡菜叶，咬着牙也要供孩子上学，不能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而想不开的，有的则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90年代的这波下岗潮，背景是发生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由于经济结构性失衡所出现的严重危机。
海外市场崩溃，海外订单大幅下滑，国内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利润下滑严重，债务高企，国企设备落后，产能过剩，连年亏损，有的连年指望上级拨款过日子，而欠银行的贷款也越来越多还不上。
再不改革，金融系统的风险也在加剧。
企业倒闭潮出现，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导致银行大量坏账，那一年海南的房地产泡沫也开始破裂。
所以，年朱镕基总理开启了对国企大刀阔斧的改革，应该说这次改革是卓有成效的，我们进行了产业的升级，降低了成本，淘汰了落后产能，将亚洲四小龙的中端生产加工制造业给转移了过来，年之后，中国进入了超级工业时代。
但是，所有的改革，总有一部分人是改革发展的那个代价，那将近三千万的下岗工人就是。
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61元，假设每人补偿2万，不算多，算出来总和就是多亿元。然而，年国家财政收入不过.99亿元。
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一代人”。
第三次：后疫情时代的断供潮，既疲惫又残酷
我在年8月10日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写的是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韩国经济危机下，中小企业主和个人的艰难挣扎。
我并不是财经类博主，写那篇文章的起因是因为那个月发生了两件事：
那个月日韩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韩国的经济也一再下行。年，韩国出口额连续7个月下跌，出口同比减少13.5%,并创下三年来最大的跌幅，而股市也和出口额一致的走出了一条让人心酸的曲线。
7月初的G20峰会过后，日本就开始了对韩国半导体行业进行了精准的打击和制裁。
韩国是一个和全球经济强依存的一个国家，以年为例，韩国进出口总额就占了GDP总量的70%，而同处东亚的我国和日本这一比例不过是在30%左右。所以，韩国素有“全球经济金丝雀”的称号。
那个时候只是本能觉得可能全球经济又走到了一个下行的区间，而同时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份数据：
这份数据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负债比例已经严重超限，稍有风吹草动，极易爆雷。
所以写下了这篇影评，想提醒自己，还有大家，做好风险控制，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个世界。
那是年的8月，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进入年，一场三年的疫情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想到美团王兴说的那句：可能会是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最好的一年。真是一声长叹。
上周，我看了一个视频，是郑州一位烂尾楼业主的发声，真的是听一遍，哭一遍。
烂尾楼全国各地都不少，而这一两年来因为疫情、大厂裁员、教培行业双减，失业、降薪的人很多，断供潮之后，法拍房越来越多了。
杭州的法拍房数量全国第一，有5.16万套，此前第一名一直是郑州，有5.13万套，这还只是在阿里拍卖上可以查到的数量，上阿里拍卖的法拍房，基本上都是因为断供达到了一定期限，而被银行起诉拍卖的。
杭州遭遇了互联网大厂降薪裁员，曾经高薪的大厂员工从七位数变成六位，而楼市调控又让楼市交易遇冷，收入降低甚至失业后，断供危机出现了。
而郑州过去这一年来真的是多灾多难，去年夏天一场洪水，淹了多少仓库，多少商家几百万的库存打了水漂，洪水过后又是疫情，房地产更不用说了，自从年之后，也是一路凉凉，跑路的房企一个又一个，烂尾的楼盘也不少。
这一波的断供潮有疫情和行业整顿的因素，但更早可能从年就有些端倪了；
在年的四万亿政策之下，到了年，金融系统的高杠杆开始引发系统性风险，年，最经常听到的说法就是供给侧改革，去杠杆，要对金融部门的债务和杠杆进行强监管。
而同时，房地产也开启了一轮去库存的计划，通过大量棚改房的货币化安置和居民贷款，引发了年开始的房地产大牛市，居民部门通过贷款买下了房子，背负了大量的债务，而金融部门的债务和杠杆也转移到了居民部门。
对于富人来说，拥有大量的房产很容易，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拥有房产，只能上杠杆贷款。
而普通人一旦上了杠杆，财务风险就暴露得很大。
一旦你的收入下滑，不及预期，很有可能就会断供，然后被银行起诉，拍卖。
就像最近几年燕郊大量的业主在房价高位时买房，房价不仅没有升值还几乎腰斩，还要每月还贷，当房产被银行拍卖后，自己不仅首付没有拿回来，白白付了几年利息，还要搭上高额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用。
类似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发生过，在美国、欧洲都发生过。
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年8月，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于年3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颁布的个人破产条例。
不妨大胆推测一下，这就是全国的第一个试点，也许未来会和欧美一样，个人破产也会成为常态，再不是什么新鲜事。
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
潮起潮落，有时候个人的努力，在趋势面前显得那样的无力。
大浪打来，立在潮头，不用费劲也能飞起来，这种力量能将财富激荡出最大的泡沫；
而一个浪头翻下去，也能无情地将财富沉入江底，与泥沙无异。
经济脉络的大江大河，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疫情之下，大厂裁员，小厂关门，餐饮、酒店、航空、旅游已经被冲击三年了，民生之艰难，已经波及到了大部分人。
如果不是世事艰难，谁会半夜哭醒，如果不是真的出不了门，上不了班，谁会愿意不还月供，影响自己的征信，甚至千辛万苦买的房子被拍卖？
我看到，深圳已经开始给居民发“消费券”和生活补助，先保障民生，为企业减负，让经济良好地运行起来。
这些不怕吃苦，勤劳、聪明的人啊，只要让他们能熬过去寒冬，他们会用自己的双手辛苦劳作，重建生活，踏实还贷，好好培养孩子，
如果能给他们多一点喘息的时间，哪怕再难，他们都会重新振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