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张爱玲和当代作家王安忆都视上海为她们的“文学魔都”，她们用生花妙笔塑造了许多美丽、聪明的女性，讲述了她们在这座繁华都市里梦想或实现或幻灭的故事。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一篇很重要的中篇小说，讲述了离婚后住在娘家的白流苏，钱财被哥哥拿去投资失利后，不得不寻找婚配对象；之后她遇到了花花公子范柳原，两人经历战火--香港的沦陷后，患难与共的两人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
《长恨歌》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是王安忆的代表作，讲述了弄堂摩登女子王琦瑶四十年的情与爱。王琦瑶的跌宕一生，恰恰是时代的写照，细致幽微处烛照出上海几十年的变迁。
这两部小说，都是探讨战乱中的女性与时代变迁中的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个人命运和时代以及城市的复杂关系。
01.女性与时代：时代的虚无，仓促的选择
无论是《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还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都不能算是主动拥抱时代的弄潮儿，而是被动地接受时代加于的一切。
①战乱成全了心愿，却无法把握未来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与世隔绝的上海没落大户人家的白公馆里，受尽哥嫂白眼与奚落，出于报复和寻找出路，在妹妹的相亲宴会上，她抢尽风头，与范柳原在一曲接一曲的舞步中暗生情愫。白流苏欣然应范柳原相邀去了香港，两人风花雪月，为后来的终成眷属作了铺垫。
不到一年，白流苏又去香港再续前缘，经历了战争。兵荒马乱的时代里，困在战争中的人们总想抓住一点踏实的东西，来弥补内心的恐惧不安和虚无。在外力的驱使下，白流苏如愿转正成了范柳原的夫人。
电视剧《倾城之恋》剧照这个时代成全她的心愿，也是她的勇气和聪明让她拥有比过去更好一些的选择，可是未来会怎样，谁又能说得准呢？这大概也是每个人面对时代的不确定所表现出来的虚无感。《倾城之恋》在时代与女性的参差对照中，实现张爱玲“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写作目的
②时代的剧变中，过去成了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长恨歌》中在上海弄堂出身的王琦瑶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美丽女子，她的一颦一笑是在善解人意中带出来的赏心悦目。无论是帮她拍照时不知不觉爱上她的程先生，还是在竞选“上海小姐”的舞台上与她一见钟情的李主任，都受制于这美的吸引。
日本战败投降了，又赶上国内的风云变幻的阵痛，王琦瑶在时代的浪潮的拍打下，如一叶颠簸起伏的小舟，始终寻不到能真正让可以她遮风避雨的港湾。
相反倒是时代的剧烈变化，促成了王琦瑶与李主任的仓促又充满变数的结合。而李主任的猝然离世，也让她的转正成为不可能，并且成了一生挣脱不了的枷锁。她背着“曾是某政要外室的上海小姐”的头衔，在人们的流言中，学会了自食其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王琦瑶与时代有了更多的交集，但始终难以与过去挥手告别的她，面对现在与未来，只能抓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如首饰、衣服、几根金条，去对抗时代的虚无。
电影《长恨歌》剧照白流苏和王琦瑶，如凌厉的风中盛开着的花朵，或为寻找一个出路而苦恼；或是在对物欲的追逐中渐失纯真。
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她们对待生活的不同，也决定了她俩对待爱情的不同。
02.女性的爱情观：谋生的同时亦谋爱
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写道:“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有时候又比时代先行一步，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文学中的历史既是生活史，也是生命史。
张爱玲的早期小说创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大多反映了民国时期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里的遗老遗少的生活，他们无力面对时代剧变，无奈之下，对金钱、旧式的生活就无比迷恋。甚至连男女之间最美好的爱情，也当作一种投资来看待。
王安忆笔下的小人物，虽平凡却又不平凡。她们对生活和命运有了更多的抗争，虽然也不能摆脱不幸，但是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她们充满希望地去追求爱情，确实比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因为有了更多美好的憧憬而显现得美妙动人。
爱情，对白流苏是刚烘焙出来的面包上方飘着的热气，她对面包比这香气更迫切；王琦瑶表面温顺，但在走出弄堂见过世面后，追求男欢女爱，不仅仅是她跨越阶层的方法，似乎还成了她生活的乐趣。
①谋爱是为谋生
《倾城之恋》中生在破落的封建大家庭，没怎么受过教育的白流苏，再婚是为获得长期饭票。谋爱，实质是为了谋生，借着爱情实现生存的目的。爱情，是在充满算计中与男人展开的一场男女博弈。很现实，但在那样的环境中，那个时代也无可厚非，毕竟生存第一。
②谋生亦谋爱
《长恨歌》中王琦瑶对爱情的追求是贯穿其一生的，是从来未停止过的。
少女时期的初恋是深情款款的程先生，但不敌李主任权势带来的想象空间的巨大和广阔，他满足了王琦瑶物质精神双重需求。成了她的最满意的一次爱情抉择。
三十岁时，对苟且偷生的康明逊的爱，王琦瑶无怨无悔，倾注满腔柔情，即使付出生命也心甘情愿。可惜男人的知难而退，让这段情见不得天日，也直接影响了与她十二年后重逢的程先生的感情。
区别于康明逊的情和爱，王琦瑶和程先生是充满恩和义的患难之情，这段情却在王琦瑶自己造成的千疮百孔中渐行渐远，更止于程先生的男性自尊。
中年后的王琦瑶伴随着女儿出嫁带来的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交织着时代带来的怀旧风潮，还有对不可避免老去的恐惧，让王琦瑶产生了如抓住救命稻草般地想抓住一个年轻男子的想法，却在无疾而终中，丧命于另一个小混混手中。
白流苏与王琦瑶似乎都难逃“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我认为造成她们悲剧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因素及遇人不淑之外，和她们自身的经历及性格也有很大关系。
03.女性的悲剧根源：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但经济上、情感上的不独立，制约幸福
无论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的生活重心不外乎：吃穿打扮，然后交际。她们既是男人的“猎物”，也“狩猎、收割”男人，当然意指男人背后的金钱和他们当时所需要的。可是目的达到后，却发现结果并非是她们想要的幸福。
图片来自网络①经济不独立，把幸福寄托在男人身上
四十年代，翻译家傅雷在肯定张爱玲的《金锁记》的成功后，却对《倾城之恋》给予一定批判：
“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30岁左右的青春--在另一次到账；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使他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
虽然言语尖刻，但也不无道理。“骨子里的贫血”导致不会有好结果，源于范柳原贪图享乐不想负责任的花花公子的本性难改，根本原因还在于白流苏经济上的不独立。
如果白流苏不贪恋范柳原所代表的荣华富贵，就不会在与范柳原展开一场又一场的的算计中，为自己感到悲哀。视婚姻为唯一出路，是时代羁绊使然，当然也和白流苏所受有限的教育和自身经历、性格不无关系。
电视剧《倾城之恋》剧照她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没落家庭的小姐，她那些学识，持家过日子足够了，别的本领真的乏善可陈。为了生存，只能倚仗漂亮的外表，视爱情为赌注，期待在被男人的赏识中，去获得自己所需。
对于想靠婚姻来谋得“长期饭票”的女性，张爱玲却表现出难得的理解和宽容：“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这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
②曾经在虚荣的驱使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情感上却始终不独立，心理年龄不成熟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然比白流苏受了更多教育，但却甘心做“金丝雀”，出于贪慕虚荣与享受，企图不劳而获；当然也有涉世未深的小女孩难敌风月老手的因素。和白流苏以生存为基础的婚姻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某些方面远不如白流苏老练与沉着。
我甚至觉得，王安忆的《长恨歌》的第二、三部分是张爱玲中篇小说《倾城之恋》的继续，继续书写有一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性在新时代的生活。
电影《长恨歌》剧照王德威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
由此可见，权威文学评论家给予王安忆创作的《长恨歌》很高评价。
而主人公王琦瑶的性格也充满内在矛盾，是精明中不乏糊涂的一位女性。
自少女时代起，因为美貌围着她转的男女朋友就多，而她要做人的方式，王安忆以一个旁观者视角这样写道：
“越是有吸引力的事就越要保持矜持的态度，是自我保护的意思，还是欲擒故纵？”
可能出于自我保护，也可能出一个欲擒故纵，总之是为达到目的的矜持，但有时候却是失效的。
这种矜持一直到她在生下康明逊的孩子后，来伺候月子的母亲也看出两人的关系，出于好心，也担心女儿将来的生活，对康明逊指桑骂槐，原本想让男人背负责任，没想到却招来王琦瑶的一番轻描淡写：“我不会有非分之想，你也不要有非分之想。”
活的卑微，情感上的不独立，导致爱得也卑微。
电影《长恨歌》剧照正如蒋丽莉对程先生情有独钟，程先生却对王琦瑶念念不忘一样，王琦瑶对康明逊也是奋不顾身地付出满腔柔情。四个年轻男女之间的情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美人还是败给了岁月，随同美丽带来的矜持也一同在岁月面前败下阵来。
年老孤独的王琦瑶和女儿同龄的小伙子之间的畸形恋情，只为在来日不多的岁月，身边有个人相陪……
《倾城之恋》与《长恨歌》都是写两个上海女性的故事，两个人都力图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过程的曲折不易，结局的事与愿违，让人生出无限惆怅与悲哀。
加缪曾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观察那时的人民，怎样生活，怎样相爱，怎样死去。
文学为我们观察过去岁月绘制出了细致入微的地图。
《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以清醒讽刺的文字描摹出白流苏生存依附于爱情的悲哀；《长恨歌》中王安忆讽刺中不乏同情的笔端下，为我们描绘出犄角生活的王琦瑶挣扎的艰辛。两位作家的细节描写，都同样具有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两部作品更是都不约而同地否定了女性幻想依赖男性，依靠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时至今日，对女性来说，仍旧具有警醒意义！
写在最后：
塞廖尔约翰逊曾说：“满足源自内心，那些对人性一无所知的人总是妄图在维持自我的前提下追求幸福，结果必是徒劳无功，而本来想摆脱的痛苦却会与日俱增。”而文学，无疑是隐藏了丰富的人性世界的天地，读者和文学世界里这些生命相遇，能够体验更多人生百态和生命感悟，由此对幸福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