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郑利权
有一条路，长达余公里，是多位唐代诗人用1多首诗歌铺就的诗意山水走廓，也是中国诗人的心灵之路。这条路就是著名的“浙东唐诗之路”。
诗路文化带建设是浙江提升“两个高水平”建设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推进人文浙江建设的时代亮点，也是“美丽浙江”大花园建设的诗意灵魂和标志性工程。
《诗路雁迹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书法集》站在时代的视点，用浓情笔墨书写“浙东唐诗之路”的壮丽篇章，这是诗路与书路的首次交集，也是诗性与笔性的完美交融，更是书艺与时代的精彩交响。
诗路与书路的交集
“浙东唐诗之路”穿行于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之间，像一根神奇的金丝线，串起两旁的山水风光、人文逸事，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踏歌而行、长吟以乐、翰墨寄怀，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段奇迹。历史的沉淀、文学的滋养、笔墨的渗透，为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的精神内核，而思想的融汇，则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
一言以蔽之，诗路即是“心路”。
这条“诗路”凝聚着古今行走在“浙东唐诗之路”上诗人与艺术家独有的艺术品格。无论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孟郊、白居易，还是“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龄、骆宾王，“饮中八仙”中的贺知章、崔宗之，“中唐三俊”的元稹、李绅、李德裕，“晚唐三罗”的罗隐、罗邺、罗虬等，无不追慕魏晋遗风，无不是特立独行的杰出代表。这使得浙东唐诗，风格独具，个性鲜明，或清丽自然，或明媚妖娆，或幽深悠远，或淡泊清浅……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浙东唐诗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地位。
诗有“诗路”，书也有“书路”。
“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诗如此，书法亦然。浙东唐诗之路不仅是地理意义、诗词文化上的路，也是一条书法艺术之路。在这条充满诗意的道路上，孕育出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禇遂良、虞世南、贺知章、陆游、杨维桢、倪元璐、陈洪绶、王阳明、徐渭、赵之谦等一代代彪炳史册的书法大家。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巧合，而是艺术演进的必然。
（白居易《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cm×97cm，年）
艺术最稳固、最接近本源的东西，应该就是地域文化的基因。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结点绍兴是赵雁君的生活之基、艺术之源。作为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人文蔚兴，书风传承有序，名家迭出纷呈。赵雁君从浙东唐诗之路走来，接受着浙东山水的文化蒙养，走出了一条“赵氏书路”。
他的书法之路，得柳公权、颜鲁公书法启蒙，其书风则从“二王”经典肇始。“王”字奠定了赵雁君真正书法意义上的基础，成为其书法之路的“基点”。梦随晋人，择化简牍，他沉浸于魏晋民间书风的梳理，在晋人写经、简帛等晋人残纸书迹中寻绎二王书风的成因。排铺汉风，沉潜魏石，他又将取法之路拓展到汉代碑志、摩崖石刻、北魏墓志的广阔领域，使其书法艺术有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和持久耐力。寻踪宋意，化合明清，他将行草的取法延伸至宋韵明清书风的融会与贯通，使其书风再开生面。可以说，这是“赵氏书路”的源起和驻基。
从山阴兰亭的二王书风，到诸暨陈老莲的高古奇骇，到绍兴徐渭的翰墨淋漓，再到上虞倪元璐的新理异态，呈现出赵雁君独到的书法审美取向，也凝聚着他对于传统与经典的个性见解，以及对书法核心精神的深刻思考。他说：选择倪元璐、陈老莲、徐渭等，虽系“山阴”情结，更是性情所致，形式所需，书风所趋。这里，我所取舍的是这些山阴书家们的特立精神与艺术风格。“赵氏书路”碑帖结合、左右逢源的融合、择化与通变，终成具有较强辨识度的“赵氏书风”。
（刘长卿《同诸公登楼》，38cm×66cm，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路漫漫，赵雁君在变化中求索，在探索中前行。此次“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创作有一些新的变化。
楷书综合《张黑女》《石门铭》等魏碑墓志的风致，集雄健、轻灵、放达为一体；隶书汲取《开通褒斜道》等摩崖石刻以及砖文碑志的博大与古拙之风，彰显其大字的创作能力；行草书回归二王，形态又趋平和，书风益显典雅，看似回到了赵雁君书法之路的原点，却是螺旋式的上升，形成了书法之路的第一个“闭环”。正如孙过庭《书谱》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学书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诗与书法，虽然在形态上不同，艺术规律上却是高度一致。无论是诗人，还是书法家，最珍贵的应该就是对独立品格的追求以及对艺术之路的抉择。塞涅卡有句名言：“如果不知道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
赵雁君总是能在时代的风向标中去思考个人的创作方向，并与之结合起来，在系统化和规模化的书法创作模式中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不断创作出非同凡响的书法成果。《诗路雁迹》不仅是诗路与书路交集的产物，更是诗路与书路不断碰撞而绽放的绚丽艺术之花。
诗性与笔性的交融
文人书法，美在“诗”与“书”的相生相谐，同生共体。诗书合璧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典型特征，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然成为约定俗成的书写习惯。诗书同体，在品诗、赏字的同时，感知诗性、诗情、诗意、诗韵与笔性、笔情、笔意、笔韵的水乳交融，体悟它们各自独立又合璧为一的审美旨归。
艺术不仅靠知，而且也是要靠行，“行”把“知”置于实践之中。赵雁君不作诗，其“诗路”书法创作基于对“浙东唐诗”长期的阅读和感悟，几近写遍竺岳兵《唐诗之路唐诗总集》的努力，以及数次重走“诗路”索诗、寻诗、悟诗的感怀心得。
正如作者自言：“人随诗行，笔随诗动。临帖创作便成为我工作之余的常态，或楷、或行、或草顺着诗文潜心书写。”这或许就是一种“知行合一”“诗书合璧”式的书法创作模式。他将艺术家的创作情感，以及对浙东唐诗的认知、理解和判断融入书法创作之中，使书法作品充溢着诗性精神和时代生机。可以说，唐人的诗心自在，赵雁君的笔情自驻，是对他创作的构思水准、传统功力和人文关怀的一次综合考量。
笔意中见诗意，笔情中含诗情——这是我对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的宏观理解。如果说，“诗性”是诗人独特的艺术语言，那么，“笔性”就是书家最具个性化的表达。
书法的点画线条，无论造型、质感、力度乃至意韵风格，都与笔性有关。准确的说，笔性就是书法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才情、悟性、修养、气质、思维和艺术感觉。从笔性的角度来分析，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作品有三个特点：
一是奔放。赵雁君的“笔性”真率，有极强的用笔和用锋的能力，以锋芒运使，由聚而铺，再由铺而聚，笔锋挺而健，形成大气奔放的笔性特点。他从体悟书写的每一篇主题诗文出发，感悟其中的诗意，用抽象的书法线条去表达奔放的诗性。
诸如萧山篇李白《横江词》，上下连绵，左右穿插，浑然一体，令人产生时空和节奏感觉，与“涛似连山喷雪来”的诗性相吻合。纵横开张，峥嵘跌宕的笔性特征，是赵雁君独有的书法符号。
（李白《横江词》，cm×97cm，年）
二是雄浑。“雄浑”是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首品：“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雄浑”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力量之美。浙江书家骨子里都有一种“雄浑”的精神。赵雁君的书法字势雄逸，羁而不纵，笔迹流利。其雄健之风、刚毅之势使人激情扬抑、健康蓬勃、积极向上。
诸如绍兴篇中《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句》楷书大字作品，造型古拙，笔势雄健，有姿态、有力量，体现出充满激情的变化与活力。
（孟浩然《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句，cm×53cm×2，年）
三是通变。“浙东唐诗之路”主题创作中有不少作品呈现出非隶非楷，非行非楷，又隶中有楷，楷中有行的特点，完全打通了隶、楷、行、草的字体界线，形成一体化的风格形态。这不是传统的“破体书”的概念，并非两三种字体在作品中简单的排布与杂揉，而是以笔性为桥梁，从线条内部去通变，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书写系统。无论写什么字体，用什么形式，笔性是高度统一的。
诸如浙东篇中《白居易席上答微之》等作品，形似楷书，却具有浓郁的行草和隶书笔性，中锋蓄势，侧锋取势，迅疾爽利，锋棱跃然，线条浑厚朴实，变化多端，而唯一不变的就是笔性。
（白居易《同崔十八寄元浙东王陕州》白居易《席上答微之》，98cm×50cm，年）
清代刘熙载《艺概》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之于艺术史与艺术家的意义在于其“通变”的观念。“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整体呈现出一种通变的情境，以自成体系的笔性为桥梁，将字体之间打通，将经典与民间融通，将碑学与帖学变通，以达到个人书风的追求。
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说:“诗是所有艺术的神秘生命。”以书法为载体去表现“浙东唐诗之路”，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魄力。诗性靠体悟，笔性则“当于目而有据”。清李渔《闲情偶寄》说:“文字短长,视其人之笔性。”笔性与诗性，在古人眼中，并无差别，而在当代，却是一个新课题。“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实践，在诗性表达和笔性融合方面，无疑提供了一个探索案例。
书艺与时代的交响
浙东唐诗，“诗不仅仅是‘诗’，‘诗’体现的是浙学文化；‘路’不仅仅是‘路’，‘路’体现的是发展道路”，诗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原创性和时代性。赵雁君“浙东唐诗之路”主题书法创作体现出可贵而敏锐的“观照当下”精神，以书法为载体，既和古人对话，又与时代同行。
时代在变迁，审美也在转型。清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与笔性笔情，更需要承载时代的精神气象，与时代同频共振。
有学者认为：“书法的风格美体现在笔画、结构、意境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一时代、一个阶级、个人和社会性质的美。”“浙东唐诗之路”书法实践，无疑给当下的书法家开拓了一条新路，打造了一个样本，留下了一些思考。
（李白《琼台》句，cm×cm，年）
从赵雁君书法之路来看，时代性是其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