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年前，河姆渡人就已经用芦苇编织席子，铺在干栏式建筑的顶上遮风挡雨，足见余姚草编历史之悠久。
据历史资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编织草帽的工艺由外地传入余姚。《余姚六仓志》记述：“草帽俗名凉帽，女工所制。”曾有民谣流传：“姚北三件宝，棉花、白盐、草凉帽。”草帽跟棉花、白盐相提并论，足见草帽在当时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余姚曾是全国生产草帽最多的县。还曾在城区南滨江路建立余姚草编工艺研究所和工艺草编厂，负责草编工艺技术研究、草编产品收购和外销。几十年过去了，余姚草编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况？近日，记者采访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余姚草编代表性传承人杨小珍。
杨小珍近照
人物经历杨小珍的工作室就在她家的架空层，一间几平米的小屋里，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年出生的杨小珍留着一头黑色短发，她一边和记者聊天，一边手中活儿不停。随着十指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下翻飞，夹在胳膊下的草一根接一根飞快地填入草帽中。
“做草编的秘诀是什么？”记者问。杨小珍笑意盈盈：“草编收口时一定要将口子压实，这样成品走线才不会歪歪扭扭。”记者注意到，杨小珍左手大拇指的指甲很特别，呈方形，她说这是左手指尖长期压着草编自然形成的形状。
杨小珍编织草帽用的材料，右下是金丝草帽
杨小珍做草编颇有点“无师自通”的味道。儿时，杨小珍喜欢看外婆打草帽。等外婆去烧饭时，她便自己偷摸着上手，没多久就能像模像样地编起来。她18岁那年，马渚镇下沙畈村成立了草编站，不少女性都将草编作为副业，领了草回家做麦秆花、麦秆片。“什么样的花式看一下就会了，当时我编织的成品基本都是范本。”说起往事，杨小珍言语中透着自豪。
年，杨小珍进入位于玉立路的宁波舜广工艺美术品公司。那时公司承接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二三十个国家的订单，不同的帽子有上百种钩法。“国外的订单基本都是他们确定款式、提供原材料，由我们进行编织。”由于国外订单量大，杨小珍和工友们常常加班加点，每年10月最忙，常常一天要编织近12个小时。
工作室的夜晚亮如白昼，一只大灯泡外包裹着一圈白纸，用于聚光。退休后的绝大多数时间，杨小珍都是一个人在工作室默默编织，桌上摆放着各种粗细、轻重不一的草：马铃草、灯芯草、拉菲草、金丝草……每次编织前，她会先将草按长短进行排列。编织完成后，她需要将帽子送去厂里装饰并压出帽型。
“这是我在长安社区向孩子们示范制作草帽。”杨小珍指着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退休后，她经常去城区各个社区和四明山、小曹娥等乡镇传授草编技艺，看到孩子们与她当年初接触草编时一样的兴奋劲，她由衷地感到高兴。
访谈实录张雯：杨阿姨您好，看到您工作室里这么多草编制品，我感到很新奇。除去草帽，还有草编背包、草鞋、草扇等，看上去质感都特别好。尤其是我手上拿着的这顶草帽，既细密又轻便，摸上去非常光洁。不过我看现在从事草编制作的人越来越少了，用您的亲身经历说说，近些年草编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小珍：你手上的这顶草帽是由金丝草制作而成的。金丝草手感特别细腻，而且不怕日晒雨淋，这样的帽子我们出口到国外一顶可以卖到近千元人民币。不过金丝草太细，用它编织草帽太过费时费力，现在愿意编这种草帽的人太少了。
在我小时候，户人家至少有五六十户都把草编作为副业。每每做完农活，大人们都会点上油灯编织草帽，换钱贴补家用。那个场景可谓是“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织帽人”。现在老一辈人年纪大了，做草编的人越来越少了。前几年还有五六个0岁出头的小姑娘跑到我这里，说想学草编，当时我还蛮高兴的。谁知她们纯粹只是对草编感到好奇，来了几次，将一顶帽子编织好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张雯：是的，现在确实很难再遇到愿意从事草编制作的年轻人了，您如何看待从事草编制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现实呢？
杨小珍：草编制作讲究耐心、细致、心手合一，女儿跟母亲学，姐妹之间互相切磋，百年来这项技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而现代人各有各的事，忙时有各自的工作，闲时有各自的娱乐，而且他们赚零用钱的方式很多，不再看得上这种老式的草编制作行当了。草编制作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高，赚得少，个人中也难找出1个愿意沉下心来做草编的人。
张雯：确实让人觉得很惋惜。您退休前所在的宁波舜广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现在已成为余姚草编技艺的传承基地。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余姚草编都出口呢？本地没有人消费？余姚草编未来何去何从？您对此又有什么想法？
杨小珍：余姚草编确实一直出口国外，但并不意味着本地人不需要。你看，即便到了现在，很多人下地种田，戴的仍旧是草帽。
主要问题是草编制品在本地能否卖出高价。我们曾将出口剩余的帽子拿到阳明古镇去卖，20元一顶的帽子一抢而空，来买的顾客排起长队，但20元的售价显然是亏本的。如果我们卖元一顶，能否卖得出呢？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尝试。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筹备网店，谋划出口转内销。
近年来，我们也在积极寻找传承人。疫情之后公司的员工从原来的00人急剧缩减至余人，除了专职做草编的人还愿意从事这个行当，现在很难找到愿意花心思学草编制作的人了。我们打算多去学校交流，唤起更多年轻人对于草编技艺的热爱。
因为我知道，这门手艺值得传下去，机器替代不了所有手工活。
我对草编的记忆，要追溯到儿时。放假去爷爷奶奶家，总能看到七大姑八大姨围坐在院子里，每人拿着一把草，细细地编织着。我伸手想去摸，她们总是笑着打掉我的手，说我会把帽子弄脏。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是余姚草编最鼎盛的时期，整个余姚，最多时有约1万名妇女参与编织。也不知谁发起的，从每顶帽子的加工费里捐出一厘钱作为教育经费，办一所学校。四年后，“余姚私立草帽业小学”就这样创办起来了。
但我内心仍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余姚为何没有单独售卖草编制品的店？为何我们只为国外代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何不主动出击吆喝自己的品牌？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学草编制作，但这项技艺总要有人传承，总要有人创新，余姚也总需要打响属于自己的草编品牌。
对于余姚草编来说，未来，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