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段义孚（华裔地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译者丨陆小璇
一个城市的尊严，通过尽可能远地脱离土地的束缚而获得。城市开始尝试将天堂里的秩序和尊严带到人间，通过切断其农业根基，驯服寒冬，变夜为昼，以及约束感性的人体以拓展脑力来实现。人类如此行事，以便在城市里体验高度与深度——所谓的“崇高”。
将天堂带到人间
历史上，城市——城市而非拥挤的市集镇——的起源与祭司权术和王权紧密相关，并伴随着大型祭祀中心的兴起。
这些中心向上方指向天空，与太阳、月亮和星星，以及其他天空中的显圣物相望；这与新石器时代向下方指向大地之神灵的格局完全不同。
有了这些祭祀中心以及后来的城市，人类的视野便开始超越本地的、短暂的存在，拓展至广袤宇宙及其有序循环。
不仅如此，祭司和国王认为他们可以协调天地之异，将前者的稳定性强加给有着混乱倾向的后者。
在形式上，这些城市是矩形的，或是四个角朝向东南西北四个基点，诸如亚述王朝的杜尔萨鲁金城（公元前—前年）和苏美尔时期的波尔西帕（公元前—前年），或者四条边朝向东南西北四个基点，诸如中国的古代城市。
宇宙城市是什么样的，同时它是如何超越生物和地球的局限的？
我以中国的宇宙城市为例，因为它比其他区域的宇宙城市更为人所知。
公元前2世纪的《周礼》中所保留的即是一个理想平面的概貌。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皇帝坐在城市中心大殿的宝座上，这个中心不仅坐落于横向空间中的一个位置，同时也具有竖向维度。皇帝坐北朝南，俯瞰通向市井生活的南北向主干道（世界之轴，axismundi）。
这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当中国在公元年再次统一的时候，隋朝的开国皇帝决定按照《周礼》的描述建造首都——长安。
这一壮举需要一片空地，这意味着必须将山峦移平，将溪流改道，将村庄迁移——把所有土地的象征及其上卑微的生命形式都擦除。
天文学家通过连续测量正午太阳的影子，以及在夜晚观察北极星来获得朝向四个方向的城墙的准确定位。
每一边的城墙都有三道门，代表一年中的三个月。
宫殿和皇城的正南门叫朱雀，象征着“阳”，即太阳的能量。
东城墙的正门叫作春明门，代表太阳升起的方向，是在寒冷黑暗的冬天之后春天的温暖汇集起来的地方。
南城墙的正门丹凤门，代表夏天和正午太阳的红色。
西城墙的正门叫作白虎，代表夕阳和落叶，标志着死亡临近的秋季。
北城墙的正门叫作玄武，代表着黑暗和寒冷。
之前提到过，皇帝的宝座朝向南面，俯瞰市井生活。
在宫殿里，文官从东边进入朝堂，武将从西边进入。皇帝背对北面，那是一个世俗空间，同时也是市集所在的地方。
当一个村民进入长安城的时候，他会看见什么呢？他将获得怎样的认知，继而其世界观会如何改变？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倘若这个人的思想机敏并且开放，那么他的经验及感知大概会和其他前现代的人一样发生巨变：从乡村到城市，从微小到庞大，从寻常且令人安心的生活到复杂、多变和激烈的状态。
比如，当一个旅行者从正门进入唐代长安城的时候，他会震惊于城中的庞大人口——估计有万左右——以及种族的多样性。
外来人员不仅包括大食人、波斯人以及在南部比较常见的天竺人，也包括从北部和西部来的——突厥人、回纥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叙利亚人、鞑靼人以及吐蕃人。
在高峰的时候，不少于个外国贸易公司在城内进行贸易活动。
当然，并不是所有外来人员都是在从事贸易活动：很多是被城市的文化吸引而来——比如翰林院，在7世纪后半叶曾拥有名学生，其中有一半是大唐的学生，另一半则是来自新罗、日本、吐蕃以及中亚的学生。
也就是说，旅行者会发现，他置身于一个国际都会（cosmopolitan）中。
在这里所讲的国际主义（cosmopolitanism），与我之前提及的，依据可感知的宇宙秩序（orderofthecosmos）塑造的有序的几何现实截然不同。对于一个来自乡村的人而言，这两种都市特质都是新鲜和开放的。
因此，这个人一方面会感受到城市色彩斑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能体会到由笔直街道和宏伟建筑所组成的具有几何规制的城市规划。
此刻，他对于超自然世界的理解也改变了：从地方性转向空间性；从对神圣的特定地点，比如一棵树、一座城墙、一条街或特定一个角落的感知，转变为对于由方位基点和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所定义的神圣空间的感知。
减除农业根基的牵绊
我所探讨的浪漫主义，是一种超越寻常、超越自然性和必需性的需求。那么，没有什么比获取食物，比如农业耕作，更为自然和必需的了。
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城市脱离了农业，它就是浪漫的；这听起来或许可笑，但浪漫从来都与那些可触及之物无关。
接下来，我将对一个城市脱离农业的历史进行概述，这个过程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逐渐展开。
不过，在那个时候，人们所认为的“城市”并非由已建成的繁华商业区组成；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具有宇宙秩序的存在。
“城市”是由不同事物构成的有序整体，其中也包括农场和村庄这种“必需品”。
苏美尔和阿卡德语言甚至没有村庄和城市的区别：在苏美尔语里，它们都被叫作乌鲁（uru），在阿卡德语里，它们都被叫作阿鲁（alu）。
那时候，保障食物供应一直是重中之重。因此，在一个典型的苏美尔城市的集中建成区附近，是一个有着农场、牛圈、田地和花园的封闭区域。
传统的中国城市的乡村化令人惊奇。
汉朝的首都长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被细分为个“区”或“里”——“里”如今是“一英里”的意思，但当时则是村庄的意思。
“里”被采用的事实，说明汉长安城还远远不是由建成区所组成的，同时城墙里绝大部分是开阔的乡村。
数百年后，长安城仍是首都，只不过是唐朝的首都。它的基本平面变得更加几何化。
那由宽阔街道所组成的矩阵网格，一定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建成区仍只占据了城墙内城市面积的19%。同时，城市南部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是农田和花园。
的确，人类的居住和商业活动占领这些生产性空间需要时间，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城市呈现出乡村化的原因。
考虑到长安城——尤其是在政乱时期——对食物供给的需求，公元年，皇帝下诏将皇城内的特定地区划作禁止建设区。事实上，我这里所描述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
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任何人从边门进入一个中国城市，都有可能不仅看到林立的店铺、繁华的街道，亦看到农田、市场花园和鸭塘。
与同时期的中国城市相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不但偏小而且空间形式不同，一般呈现出海星状的平面布局。
放射状的街道在聚集着教堂、市政厅和市集广场的城市中心汇集，两边分布着商店和房屋。农田和花园分布在由房屋林立的街道所形成的三角形空间中。
这种海星状的城市平面一直保存到近现代，直到19世纪中期仍清晰可见。
为了阐述农业对于欧洲城市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以德国古城科布伦茨为例。
13世纪后半叶的科布伦茨，由于劳力稀缺，农收季节会停止城墙建设；年的法兰克福，雇佣了四个牧民和六位田地看守——该城甚至在15世纪出台了一条严格的法律，即禁止猪在城市街道上出现。哪怕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一些城市，也有着庞大的农业人口。在这些城市里，饲牛和园艺是和制造与贸易一样普遍的活动；事实上，前者在城门出现之前就在乡村以及离城墙最近的城中有着自己的活动区域。
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占地约一平方英里，居住着大约十万人口。这是一个舒适的村镇，其拥挤的街道附近有很多花园和宽阔的农地。即使在城市中心，鸟鸣和野花也使得自然离伦敦人很近。
在海峡对岸，18世纪末的巴黎人从事着诸如商品蔬菜种植和兔子养殖等农业活动。“在革命性的巴黎城中，”英国学者理查德·柯布写道，“家里养殖的鸡和屋檐上的金丝雀一样多，城市管理委员会经常收到花盆从顶楼掉落的事故报告，同时街道上充满了以乡村牲畜为主的各式动物。”
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于渗入城市生活的乡村氛围习以为常，那么在19世纪的工业城市中，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英国改革家和小说家（尤其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中，人们看到了一幅城市扩张的图画，拥挤的房屋沁渗于工业废气之中，看不到一丝乡村活动的痕迹。
在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J.戴欧斯和美国作家迈克·伍夫看来，这种盛行的工业城市图景实为一种误导：
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城市脱离了与农村的联系。哪怕是最大的城市仍广泛地进行着后院农业。这里所说的农业设施绝不仅限于养着几只母鸡的简易鸡笼，而是在这座工业城市之中任何可以展开农业活动的地方——地上地下、楼里楼外、街上街旁——所搭建的牛羊猪圈。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开放空间紧缩，工业城市找到了一种用“小块园地”来解决拥挤问题的方式：在城市的边界内外有许多小块的园地，在这里，居民可以在周末种植蔬菜和花卉。
早在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就开发了这种模式。随后，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城市纷纷效仿。在德国，分配小块园地的做法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这一风潮如此流行，以至于不久之后，城镇周围遍布迷你农园的景象就在德国随处可见了。
在北美地区，大城市的市中心则是人工化程度极高的环境。从高处远眺，除了高楼、街道和停车场之外就别无他物了。
一位学者在备受推崇的《科学》杂志上指出，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市民如此远离自然的城市中，树木都有可能是塑料做的。
即便如此，与自然接触的必要性也不曾消失。
在公园里散个步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在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时发生的实际、直接的联系。但是，这种与自然的接触能够在哪里发生？去哪里找到农作的土地？
纽约人的解决措施就是屋顶花园。在20世纪50年代，数千纽约人——有富人，有穷人——用他们的迷你耙和锄头耕作着高楼屋顶的小块农园。
年，《纽约时报》将一位园艺方面的自由作者称作最博学的屋顶农夫。“在93街附近的列克星敦大道号的11层，他种植了超过0种植物。他所种植的包括无花果、香蕉、草莓、桃子和樱桃。他培育了一个用腐叶和厨房残渣组成的丰富的肥料堆。”
屋顶花园可被视作当代都市农业的萌芽。同时，与都市农业紧密相连的，是一种崇尚食用当地种植的、更安全和美味的食物的风潮。
这一风潮伴随着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增强，即对由全球经济所促生的批量生产、添加化学药剂的产品的厌恶而萌生。
在纽约、伦敦、巴黎、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密尔沃基，城市上层精英阶级领导了这一运动。
无论是在生态还是技术方面，他们围绕都市农业所展开的实验都是富有经验的。
他们试图利用城市的微环境来生产蜂蜜和葡萄酒等产品，引进了诸如“鱼菜共生”复合耕作体系等新技术，并积极延续诸如蠕虫养殖、多物种兼容耕作等传统技术。
毋庸置疑，现代都市农业包含了怀旧的成分。
虽然食物生产本身并非浪漫，但在当今对那种更为健全的往昔生活方式的回望则是浪漫的。
毕竟，对于当今有轻微关节炎的人而言，有机种植可算是十分艰辛和困难的。
不过，英国作家J.R.R.托尔金在描述那霍比特人所生活的遍布着有机农业的“中土世界”时，却没有提及农耕生活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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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摘录自《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作者为当代华裔地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段义孚。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亦是生存所必需。在过去，每个人都要懂得去哪里寻找食物、水源和栖息地；而如今，所有人都必须细心经营地球家园，使之更宜安居。
当今的地理学著作缺乏戏剧性，地图、数据、描述和分析比比皆是，却没有豪侠之举，没有孜孜以求的精神。然而，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并被认为是浪漫的。那是一个英勇探索的时代。探险家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穴、沙漠和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忍耐力……
作者指出，若是将精神视为人类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宙当作游乐场：超越中庸之道，信奉诸如光与暗、高与低、头脑与肌肉等两极化价值，皈依一些并不满足生存需要，却迎合热烈的浪漫渴望的地理环境。全书以灵动的笔调，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讲述人性与大地的互动，发掘地理学的诗性潜力。
《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
[美国]段义孚
陆小璇
译林出版社
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