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国报道》紧扣“中华文明溯源”主线，从年起陆续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努力从媒体视角解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主题。年7月刊封面专题聚焦中原文明，阐释中华文明如何从“多元”向“一体”汇聚、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如何形成的。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年前，屈原到刻有“天地﹑山川﹑神灵”壁画的楚国先王之庙、公卿祠堂凭吊怀古后，叩问宇宙天地、神话传说、历史真相。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面对这个哲学“终极三问”，今天的我们，借助文物遗迹的吉光片羽和科学手段，与屈原相比，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维度。
追寻文明起源，是人类共有的主动意识。“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怎么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走到今天，有哪些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今后会向何处去？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为什么人们喜欢“寻根”，“当解决温饱之后，人们总会有一些新的精神需求，对祖先、文化、生活习俗等是怎么传承、演变到现在的产生本能的兴趣”。
在上世纪20年代，在西方历史研究的思想冲击之下，“古史辨派”的学者研究认为“五帝夏商周”都不可信，动摇了人们“五千年文明”的精神信仰。根据西方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约年。而新世纪以来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为事实。
“中国”从哪里来？中华民族的“源”与“根”在哪里？考古学几乎重塑了一个过去未知的中国，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远古的历史和祖先。当我们清楚“我从哪里来”的时候，便更能愈发清楚“我要到哪里去”。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多项考古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论，论证中华文明起源“有核心又多元”。
“实际上，在大约年前，中华大地各区域之间就有了横向之间的联系。”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五期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中华文明形成是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他以玉向《中国报道》记者举例说，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过年前的玉玦、玉斧、玉锛和玉佩等，那时候就有以玉为美的观念，而在距今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与兴隆洼遗址形制相同的玉玦饰、玉吊坠等，“这就表明，虽然有很远的距离，但它们之间一定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文化联系”。
△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人面鱼纹彩陶盆。摄影/滕言妍
王巍表示，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年起，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大约距今年前后，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
有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作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距今年左右，随着各区域文明化进程加速，出现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龙的观念，最早在黄河中游出现，用蚌壳堆的龙和虎，这时候在红山文化遗址和长江下游文化遗址开始出现玉龙。很多方面共性的因素在增加，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王巍说。
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向周围广泛地扩散，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开始前所未有地出现，这表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和辐射。“在我们心目当中，它应当是与黄帝、炎帝集团兴起和势力扩散紧密相连的。”王巍认为，大约在年前，长江中下游的文明相对开始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比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因素汇聚，黄河下游的陶礼器、棺椁的制作，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这种特色特别突出。”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摄影/滕言妍
下一个阶段，到了夏王朝时期，中原仍然继续吸收周围区域先进因素。在夏朝的中后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年—年）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二里头的玉礼器、青铜容器的制作生产工艺等向周围强烈辐射。“二里头的玉璋、牙璋分布范围包括东南沿海、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通过三星堆影响到越南北部。又一次，中原文明向周围辐射，辐射的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而是礼器和礼仪制度。这是中原王朝引领文明进程的重要表现。”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传说”与“信史”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多年的文明史，主要基于殷墟的发现，认为那才是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但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如何发现？“这只能依靠考古。”王巍表示，夏及之前时代的研究，考古是主要来源。
△相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刻辞卜骨。摄影/滕言妍
“大禹治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远古传说，关于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杜撰？虽然先秦典籍和西周朝青铜器铭文上均有关于大禹的记载，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从而禹建立夏朝就更无法证实。“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把先秦文献记载的和《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征三苗。
年开始，考古专家对安徽蚌埠禹会村“禹墟”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一处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符合禹会诸侯的要求；长达50米并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学者认为是与会诸侯插旗杆的坑洞；同时，科学探测遗址文化层年代在距今年上下。“大禹治水‘劈山导淮’‘禹会诸侯于涂山’，从神话传说中走了出来。”李伯谦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个记载应是可信的。
关于夏朝是不是存在，《尚书》《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记载“太过虚无缥缈”，虽然有线索可寻，但夏的传说还是要依靠考古证实。
“应该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可以证明和确认‘夏’是可信的。”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二里头遗址来看，形成了择中建都、择中立宫、中轴线理念，有了对龙的崇拜，有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
有的时候，历史在不经意间留下的隐约线索，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甚至会震惊我们。
出土于年陕西省临潼县的西周利簋，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率军击溃商军之后，身为右史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这一战争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证实了这些文献史料较高程度的可靠性。
△西周利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尚书·牧誓》中的记载相互印证。摄影/滕言妍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说都能在典籍和考古中找到蛛丝马迹，考古也不是单纯为了印证典籍记录和传说。良渚就是一个打破我们传统认知的存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4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性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而良渚遗址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距今年—年的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然而在传世史籍里，“良渚古国”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经过80多年的考古发掘，它的面貌才逐渐显露。
哪里是“最早的中国”？
传统观念里，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就是“最早的中国”。但随着近代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尤其是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河洛古国等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地书”更新着传世典籍给我们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二任队长许宏提出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最早的中国”。他认为，二里头文明应该开启了王朝时代，应该是“最早的中国”。他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叙述了这个“最早的中国”的形成过程，即在龙山文化时期，广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战场，并最终催生出了二里头所代表的王权国家。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观象台俯瞰图。
而认为陶寺是“最早的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则是基于“中国”最初的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他认为，陶寺中期墓葬中出土的测量日影的圭尺就代表着“地中”。依据测年数据，可以说至少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距今年至年，是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城址，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陶寺发现了迄今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出土了龙盘、“文”字扁壶、鼍鼓、石磬、玉兽面以及中国最早的“铜器群”等“重器”。很多人相信，陶寺正是传说中尧、舜的都城。
不过，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国家”最早不在中原，而在良渚，“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多年前中华文明“满天星斗”时期，日后引领“王朝气象”的中原地区却显得沉寂。有研究者把这称为“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
但年发布考古成果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或许改变了这个“洼地现象”。这处被命名为“河洛古国”的距今约年的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李伯谦认为，这是“黄帝时代都城遗址”。“黄帝时代是一个时期，黄帝不是指一个人，是一个部落。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李伯谦说。这一观点，与距今约年至年的史前巨型遗址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所居之城”说法看似“南辕北辙”，却又有某种合理内在联系。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拍摄的用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
也有专家将“中国”的开端向更远处追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提出，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形成了庙底沟时代，这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庙底沟时代的文化共同体奠定了以后中国的地理和文化上的基础。
“实际上，我个人对纠结哪里是‘最早的中国’不是太认可。”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重要的是年前开始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就是后来中国的雏形，而不是“最早的那一点”到底在哪里。“正因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相互交融、促进，中原文明不断吸收、汇聚，形成了后来的‘王朝气象’。”
此前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在评论“良渚是最早的中国”时表示，年前中国有很多像良渚这样的区域国家，“一般人的理解都是点式的，而且有一个错觉，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当成真实历史上最早的。实际上，我们觉得那时候百花齐放”。
“逐鹿中原”与国家概念
从距今年开始，考古发现中的中原文明开始“异军突起”。而此时，曾经璀璨夺目的良渚文明进入尾声。
中原文明的崛起，王巍认为是综合因素。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说，对内，中原文明对其他区域文化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也同样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同时，还有气候和地理因素，“黄河中游有多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多品种种植，粟、黍、稻、麦、豆五谷的种植，使得农业能够持续发展。多年前有一次比较普遍的洪水，在良渚遗址上层洪水层非常普遍，禾本科花粉显著减少，许多稻田重新沦为湿地，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支撑不了那么庞大的社会存在”。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
距今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团等纷纷衰落。被普遍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在河洛交汇之地建立二里头大型都邑，中国第一个王朝诞生了。此后，这形成了一个延续数千年的独特景观——中原地区被视为“天下之中”，要取得“天下”，无论是谁，都要“逐鹿中原”；如果没有占据中原的政权，似乎就是法理上的“不合法”政权。
至于为何要“逐鹿中原”，许宏总结可能的原因包括中原的环境受限制、资源集中、人口密度大，也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同时还有赖于中原文化政治、经验的成熟。早期国家的向外扩张有着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以外，还在于获取各地的自然资源。
△四川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是目前所见文物中最早提及“中国”的文字资料。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伊洛汇聚的洛阳盆地，是周人地理和政治观念中的“天下”的中心地区。
“‘宅兹中国’虽然是西周的铭文，体现出周人的天下观，但这个观念肯定在西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才有的这个词。”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尧、舜时期势力范围都相对较小，但那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个朦胧的天下观，包括后来的‘禹贡九州’，应该是天下观的雏形。到了夏代后期，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最起码直接控制的范围就有河南全境、山西南部，相当广阔。我们认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天下观。经过商朝，到西周时期，天下观基本上稳固了；再到秦统一中国，实现大一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
“人们常形容整个中国版图是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座椅内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的交界处，又形成了中原腹地这把小座椅……这样的生态环节边缘地带，也正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汇的结晶。最早的‘中国’也就诞生在这里。”许宏说。
△河南安阳殷墟王陵遗址。摄影/徐豪
我们再看关于哪里是“最早的中国”争论，如果不从学理上细究，以当代民族国家概念下普通人的理解，或许“中国”先是有一个文化共同区域，在这个概念汇聚的基础上从地域上形成早期的“中国”，然后演变出文化心理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亘古亘今，绵延不绝
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这样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在外敌入侵的战争年代，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激励着我们保家卫国、自强不息。
王宁远向《中国报道》记者讲述了“四大文明古国”之说背后的故事。“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点民族自信心都没有了。年，梁启超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说，把中国放到世界的视角去看，激励中国人重振自信，为民族谋取复兴。”
△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摄影/刘嵘
“我们的先祖1.5万年前便发明了制陶术，1万年前就栽培出世界上最早的稻、粟、黍，多年前就掌握了制玉技术，多年前就制作出骨笛，多年前就发明了轮轴技术，多年前就制作出丝绸……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让我们心生自豪，给我们精神上的鼓舞激励。”王巍说。
王巍进一步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根据考古发现，世界上几大农作物中的粟、黍、稻、大豆都是中国原产。中国祖先驯化栽培的水稻，养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农耕技术与丝织品生产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又从欧亚草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夏商周文明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催生了东北亚地区的青铜时代。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丰富内涵和灿烂成就，可以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动力，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王巍说。
文
《中国报道》记者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