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余雯雯
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什么样？关于临安城你知道多少？就在明天（8月27日），一场重磅展览即将开始。
南宋时期的杭州，经历了古代历史中近世转折的“城市变革”，孕育着中国意义上传统文明的“文艺复兴”。
作为曾经的“南宋古都”，杭州有着深厚的“宋韵”基因。今年，正值杭州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牵头主办“行在山水间——南宋视野下的杭州临安城”，杭州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策展，以近40年南宋临安城考古发现为主线，围绕城、看见人，展示多年前杭州城的社会风情与文化意象。
明天起，这场展览将重磅开展。
本次展览将全面展示杭州40余年南宋临安城考古发现，组织全国范围内21家文博单位珍藏的青铜器、书画、金银器、陶瓷器共套件（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14件）。
其中，苏州博物馆藏《钱塘观潮图》扇页、浙江图书馆藏刻本《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六散页等珍贵文物将限时展出（此前报道戳这里）。
今天，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提前探营，帮大家划划重点，并现场见证部分宝物开箱环节。
先来看看这次最难得一见的部分宝贝吧。其中的《钱塘观潮图》扇页很稀有，银鞋同样全国罕见。
夏□《钱塘观潮图》扇页
南宋（-）
苏州博物馆藏
展期：.8.27-.9.27
本幅署款“夏□”。钤收藏印“少师郧国公孙”朱文印一方。
此图采用“之”字形构图，实左虚右，以怒潮一线斜出而沟通前后，避免了院体通常置景前后孤立之弊。近岸山峦林木蓊郁，现楼阁一角，又有六和塔矗立其中，描绘简略但不随意。中景江面潮水翻腾，波澜壮阔，接天巨浪翻涌而来，有排山倒海之势，江面有游船往来。远岸群山连绵，时隐时现，连勾带染而成，更添画面辽阔之感。画面尺幅虽小，却能小中见大，展现钱塘潮的汹涌壮观。左方树梢款署二字，因绢本破损，仅余一“夏”字依稀可辨。
钱塘潮为天下奇观。南宋时期，观潮之风日益兴盛。《梦粱录》有云：“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可见当时观潮与游湖一样，皆是都城游览的重要活动。以“钱塘观潮”为题材的诗词、绘画创作也开始兴起。此件作品无疑是对当时观潮风尚的反映。
刻本《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六散页
南宋（-）
浙江图书馆藏
展期：.8.27-.10.24
南宋时期，临安（今浙江杭州）地方志书《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将其并称为“临安三志”。
其中，《咸淳临安志》为南宋潜说友在《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共一百卷。潜说友，字君高，处州缙云（今丽水市缙云县）人，理宗淳祐四年（年）进士。咸淳六年（）以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封缙云县开国男。
南宋时期，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地方志书《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将其并称为“临安三志”。《咸淳临安志》作为其中问世最晚的一部，无论体例或内容都有所进步。《咸淳临安志》共一百卷，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十六卷往后为府志，内容包含了临安府及其下辖的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等九县，涵盖疆域、山川、秩官、人物等十九个门类，涉及相当全面。其中，对地方经济、都市公共建设及管理、西湖胜迹、人物记载几方面的记述都相对完备，在地方志中尤显突出。《咸淳临安志》博引史书，注明来源，对前志多作考订与修正，又对重大事件列专题考证，提高了方志的准确性与史料价值。该志是南宋地方志中的佳作，为研究南宋时期杭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对于宋史研究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流传版本包括海源阁藏本、钱塘丁丙善本书室藏本、汪氏振绮堂本等。
此页为张宗祥收藏的宋版书页之一。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同。属《咸淳临安志》卷二十六，记述於潜县山川，涉及山的方位、来历、景观等。
“罗双双”铭文银鞋
南宋（-）
年衢州南宋咸淳十年（）史绳祖墓出土
衢州市博物馆藏
每只鞋由三块银片（鞋底一片、鞋面二片）焊接而成。鞋头上翘，口沿錾忍冬纹一周，鞋面錾宝相花，鞋底錾刻线纹及双钩“罗双双”字样。银质鞋子质地硬，应是不是生前所用而是陪葬明器。鞋子尺码小，形制与当时缠足小鞋相似，可以认为是南宋时期女子缠足的实证。
鞋子出土于史绳祖与杨氏的夫妻合葬墓。罗双双，根据杨氏墓志是史绳祖前妻“元妃罗氏”，银鞋应该是与罗氏有关，不知为何会出现在三十余年后史绳祖与杨氏的合葬墓中，有可能是前妻之物入葬表示合塚。
史绳祖（-），字庆长，四川眉山人，生于绍熙二年（），终于咸淳十年（），晚年寓居衢州，享年八十三岁。为官履历丰富，历任潼川路转运使，曾任江西提举、江东提举，至朝议大夫。师从南宋著名学者魏了翁，为学博杂、善考证，一生笃志疆学、著述丰富。
根据文献记述，宋代品官墓葬普遍要求“厚丧薄葬”，治丧行为隆重，但棺中少置贵重的随葬品。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仍有厚葬现象，许多墓葬不仅随葬品丰富，并有金银器出土。对于厚葬的风气，士大夫深感忧虑，著书立说极力反对，希望效仿古礼，以行薄葬。
刻本《春秋胡传》三十卷
明正统十二年（）
杭州博物馆藏
作者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今属福建武夷山市）。宋哲宗绍圣四年（）进士，历任太学博士、提举湖南路学事等职。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以治《春秋》名于世。长期隐居衡山一带，创办碧泉书院、文定书院，教授子弟生徒。自宋徽宗崇宁四年（）始，至宋高宗绍兴六年（）止，历时三十余年，胡安国完成了在《春秋》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春秋胡传》，总十余万言。
《春秋》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政治著作。因其文意艰深，不易于理解，后人相继作传，加以诠释。《春秋胡传》便属此类作品，其特点在于胡安国并非以经解经，亦非以传注经，而是立足于社会、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南宋朝廷而为《春秋》作传。《朱子语录》谓“胡氏《春秋传》，议论有开合精神”。此书撰成后，除为当世所重外，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元明时期皆为科举的官方定本，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可。
杭州博物馆藏《春秋胡传》为正统十二年（），明英宗敕命司礼监刊刻《五经》中的一部。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小字同，黑口，四周双边，双黑鱼尾。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属古籍版本领域非常重要的版本类型之一。
银鱼袋、银带銙（kuǎ）
南宋（-）
杭州博物馆藏
这组银鱼袋、银带銙（kuǎ），有折沿，背面有扣钉，为革制皮带上的饰件。四件折沿外侧均阴刻波涛纹，其中三件为方形带銙，主体纹饰为高凸花波涛，拱卫中央一尾鲤鱼。一件为单拱形鱼袋，饰高凸花饰海水双鱼，原应有一对竖向拱形饰。
鱼袋，是用来贮藏随身鱼符的，最早出现于唐代。自五代后，鱼袋不再贮藏随身鱼符，而成为高等级官员的一种身份象征。《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二》载：“鱼袋。其制自唐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关于鱼袋的使用制度，《宋史·舆服志五》中规定，身着紫色朝服的四品官员、身着绯色朝服的六品官员，才可以佩金或银鱼袋：“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服绯、紫者必佩鱼，谓之章服。非官至本品，不以假人”。
唐代鱼袋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中原及西北地区，宋辽时期已扩展到江南及长城以北地区。使用人群主要有当时的朝廷官员和外国蕃臣，使用时佩于腰部左下侧或右下侧，是章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池娇夹层银鎏金盏
南宋（-）
杭州博物馆藏
鎏金银盏。圆形，弧腹，圈足外撇。由内外两层组合而成，内壁外卷，翻扣口沿；外壁满饰花纹，上为两道连珠纹包夹花卉纹，中为高浮雕荷塘小景，称“满池娇”，下为莲瓣纹，圈足环绕覆莲纹，内有“溪”字款。
盏是宋代金银器中一种常见的酒具，金银酒具自唐代开始逐渐盛行，发展至宋代，金银器的造型更为奇巧雅致，纹样繁多。与此同时，仿古复礼的思潮盛行，文人士大夫阶层皆好古风，在宋代社会掀起一股仿制青铜器的风潮，为满足这一审美需求，套胎夹层工艺应运而生。夹层工艺应用于金银器的制作，不仅可以减轻器皿的重量，节省原材料，而且会使金银器皿更好的表现出青铜器浑厚凝重的特点。套胎夹层工艺是先将组成器物主体的两层胎体分别装饰完毕，再将较小的胎体放到较大的胎体中套接起来，在两层胎体的的交接处用卷折的方式将二者合并，最后进行捶揲修整，从而形成中空夹层的效果。采用这种制作工艺成型的器物，不仅外观上达到审美需求，而且造型相对轻巧，盛放热饮时起到隔热作用，有较高的实用性。这件鎏金银盏便是用此工艺制作而成。
“满池娇”是我国广泛应用的传统图案，指莲荷与水鸟组成的池塘小景，最早的出现时期尚不明确，但在南宋《梦梁录》中已有记载，临安城内出售“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纹饰以莲花、荷叶、飞鸟、水波为基本元素，具体排列方式各有不同，禽鸟多为鸳鸯、水鸭、鸂鶒等形象，以成双入对的水鸟寄寓恩爱合满的美好期许。此件器物外腹部用高浮雕凸花工艺满饰莲花、慈姑、鸳鸯、翠鸟、鱼、蟹等纹样，是典型的“满池娇”纹样，整体布局饱满有致，日常池塘小景跃然于日用器皿之上，具有写实性，极富生活情趣。
两宋“满池娇”图案，无论在构图、风格、还是局部处理上，都能明显看出移植于花鸟画的迹象。此后，“满池娇”纹饰被固定下来，成为金银首饰、器皿、瓷器、织绣上的重要的图案题材，在元代的织物与青花瓷上也有广泛应用。
竹叶纹金桥梁钗
南宋（-）
年东阳白云街道杨大坞村金交椅山宋墓出土
东阳市博物馆藏
金钗为双股，用一根粗金丝条连续弯曲成十五支花头，部分花头与钗梁用金丝绑结固定。钗头錾刻竹叶纹，刻画精细，似因风吹而外翻的片片竹叶，整器形象丰美，形如孔雀开屏，展现出宋式钗特有的立体灵动与细节刻画的统一。
桥梁钗，是宋代较为流行的样式，通常为多对花头呈扇形并排于钗梁之上，钗梁下缘接钗脚，钗梁花头数量通常为奇数组合，并装饰花卉纹、卷草纹纹、竹节纹等。多用锤鍱、錾刻等工艺，制作精致的浮雕形凸花纹饰，使装饰图案更显立体感。
受宋人对金银首饰日益增长的消费与审美追求推动，折股钗趋于繁复，出现了多次弯折的花头钗首。这件竹节钗的十五支花头弯成拱形，为“桥梁式”，类似式样的竹节钗亦见于江西、湖南等地发现的宋元金银器窖藏，或为当时的流行式样。《新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有载：“今时宅眷，多喜时样生活，勤去更改”，金银首饰以其材料的特殊性，便于旧式改新，满足都人对“时样”的追求。
银铤凝结物
南宋（-）
“南海Ⅰ号”沉船出水
广东省考古研究院藏
这件银铤凝结物为两枚“二十五两”型银铤粘连凝结而成，上面一块银铤凝结壳层脱落，露出银铤上戳记，四角印记已模糊，中央左侧刻“张二郎”，右侧刻“京销铤银”。
“京销锭银”是南宋银锭中最为常见的戳记铭文，指南宋都城临安府金银交引铺销铸的锭银。此外，还有少量的“京销渗银”“京销细渗”“京销正渗”等银锭种类。
两宋时期，白银的货币地位大幅提高，使用范围和数额都有大幅提高，官方与民间普遍使用，通行全国。白银被应用于财政收支、民间馈赠、贿赂、借贷等，购买府宅、田园奇珍等大额支付，也是白银使用的重要用途。当时的白银有银块、银钱、银铤和银牌等形态，以银铤最为常见。
除民间和官方等大量使用白银外，白银在宋代的流通范围逐渐扩大，海外贸易也广泛使用白银支付结算。这一凝结物就充分反映了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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