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6月14日消息（记者宋雪）日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新闻通气会在三星堆博物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考古发掘新发现多件前所未见的器物，并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距今年至年)，还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关专家学者从考古发现、文物保护清理与修复、多学科研究与成果三个重要内容和三星堆考古发掘五大重要意义等多个方面，向公众作报告与解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祭祀区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年至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平方米。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西北部的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面积仅80余平方米，建造程序复杂，因紧邻分布着相似的建筑，故该建筑很有可能属于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
资料图（来源：CFP）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K3、K4、K5、K6、K7、K8）进行考古发掘，截至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件。较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K4的铜扭头跪坐人像，K5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K6的玉刀、木箱，K7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K8的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着裙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随着考古现场发掘的持续进行，出土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清理工作按照《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清理）规程》等多项制度和规范，从操作行为、分析检测标准、清理流程、成果指标等方面实现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据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介绍，此次考古发掘意义重大：
一、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对近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年至年，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年至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二、多学科研究丰富了三星堆文化内涵。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三、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除此之外，本轮发掘在创新考古和保护工作机制、积极向社会共享新成果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合社会经济效益初步显现，形成三星堆博物馆参观热潮。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数据显示，年三星堆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达到万人，实现综合收入超过1亿元，较之年分别增长.62%、.68%，较年同期增长.7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