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之中，与朋友把臂同游、秉烛夜谈成了奢侈之事。内心积蓄的孤独与面对世界的费解，让我们重新走向精神生活。疫情不仅改变了现实世界，也影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当我们在见证历史的时候，偶尔也会在生活细节中寻求自我慰藉，抑或在历史坐标下重新回顾，又或在往昔面前静听呢喃低语。
当历史与自身的境遇相撞之际，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习惯于重新步入书斋，既是为了寻求慰藉，也是为了重新想象；既为了寻求对当下的解释，也为了调适身心。重新摩挲往昔读过的书页，或许也能找到些许新的解释和理解；那些古人在笔外的心绪与絮语，与此时此刻的我们似乎产生了另外一种同情般的关联。而阅读在当下，也似乎赋予了我们一种难得的历史意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我们的遭遇并非独一无二，人类在心灵相似的重负下，却时有相似的逃遁与解脱之法。
独立学者严步耕与王晓渔之间，在异地相阻而没能谋面的情况下，通过古老的信函方式，彼此分享生活随想与阅读感受。没有了老友之间的酒酣耳热，空间上的距离和无须及时的回复，也使得他们的交流添了一份思考上的严肃；也因信函书写的随性风格，对生活与阅读的想法也多了一份情感上的坦率。重拾古老的交流方式，在当下有着另一种趣味；无论如何，都呈现着他们的心绪和思考，折射着他们的情感与理智。或许，你也可能拥有那么一份共鸣？
晓渔兄：
说来惭愧，“四大名著”至今未曾细读，从小的叛逆心理让我远离了诸多元典，造就了性好冷僻之书的阅读习惯。某些时候，会借助詹姆斯·伍德的话语来安慰自己的无知与空白：“学术上的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一个迟来的体制篡位者。”
当然，偶尔空闲之际，深入阅读经典之著，也能达到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于“脊椎”和“肩胛骨”的精神快感。正如兄重读《水浒》所斩获的全新阅读体验那般，伟大的著作会邀请我们进行愈发仔细的观察，也会邀请我们参与到主题由隐喻与意象所经历的转变之中，进而让所有的细节都重新获得它所拥有的生命力。就像阮小五折下石榴花插在鬓边的细节，让你在被动的居家生活中重新注视楼下的石榴花开。
英国批评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曾就经典的判断给出这么一个比喻：测试文学价值的极佳之法，便看该人的句子或意象或短语，能否让你在沿着街道闲逛时，它们未经召唤就能浮现在你的脑海之中；又或者，它们能够让我们审视自我所有的演绎与伪装、恐惧与野心、骄傲与悲伤。生活细节的生命长短，或曰当下，或曰记忆，或曰感召，便在于能否把我们从那些包围或威胁的插科打诨、麻木戏谑、遗忘忽视等日常泥淖中重新拯救出来。
马克·夏加尔《孤独》
那些被拯救的生活细节，就像是无限繁殖的隐秘叙事，总是能够由故事而生长出新的故事，在我们体内进行自我繁殖，给生活带来更大的密度值。甚至，内在生活有时会因此而与外在生活发生冲撞，内在的自我时速与外在的升降时速总是形成巨大的撕扯。这些内在的羞耻与矛盾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自我革命，让你我能像密谋者般，经此而获取更多的可能，就像兄所言：“看着黑白相间的光影、红白相间的榴花，一时竟有些恍惚，不知此身是否为我有？”
犹记疫情初起，因无法返京而困居穷乡僻壤，每日醒来后总喜欢跑到屋后檐下，探望往年手植的两株罗汉松，似乎每天都想看看这些小生命在经夜之间能长得如何。经此一疫，它们竟已成为我身在外漂泊时的牵挂之一。世事仓皇，这些小生命的生长过程，与诸般经历过的细碎往事一样，都越发地让我倍感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似乎这种重要变得越来越重要，不是它们比其他更重要，而是越来越懂得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这些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间里，似乎它们每天都会又生长出一点点，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阅读细节和感受细节的双重经验之下，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却让自身变得越发不可原谅，偶尔也会成为难以摆脱的内心反噬。因为，它们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无意识地捍卫或背叛我们自己的。这种内外交迫的生活危机，一经审视便成了居伊·德波所说的“永久性丑闻”，像一颗雨打水浇的鞭炮；生怕学会轻易宽恕自己，又使得每一天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日常练习。间歇性地，总会默读朵渔的诗歌《妈妈，您别难过》。
这些感受都源自生活体验，但也借了詹姆斯·伍德的精准提炼。他的《小说机杼》《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破格:论文学与信仰》《私货》《最接近生活的事物》《真看》，经出版人杨全强引进而得以与中文读者相见。詹姆斯·伍德说，二十年来的抱负就在于将自己锻造成作家、记者和学者结合的三重批评家：像作家一样谈论技巧，像记者一样充满活力，再以学者式批评导流而使得学院内外能够双向交流。
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曾任《卫报》首席文学批评家、《新共和》资深编辑，现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文学教授。
在读到詹姆斯·伍德这句抱负宣言之前，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俗性书评写作之后，其实也如他所说的那般，书评不过是我需要借助的外壳而已，真正想说的永远在图书评论之外，是那些暗含的与我们生活经验相关的隐语，尽管有时被斥之为矫情。有时候，引用也是为了矫正那份矫情，也可能是为了安慰自身？不管如何，在选择一部书进行阅读或写作之前，往往会选择那些能够将我们“置于挑战常理的事情面前”的书籍——卡尔维诺在他的访谈录《我生于美洲》中，认为重要的文学就是能够挑战常理，不断冒犯生活。
不管是坐在桌前写字，还是躺在床上看书，经常面对某种道德律令式的精神反噬，总是将我推入尴尬的境地，既有对未来的自我恐惧，也有对往昔的反动惋惜。或许，卡尔维诺在年访谈时说的话语很是贴切：“慎重，除了是基本美德之外，也一直都是物种生存的手段；但也许对于思想来说，不慎重才是真正的美德，也就是说物种生存的真正手段是没有慎重的思想，为的是一切都可以被全面深入思考，所以毫不意外，物种的真正慎重是不要慎重的思想。”
故而，有时经常会念叨苏珊·桑塔格在日记里写下的话语：“如果可以放弃思想生活，我宁愿过着情感生活”，因为“思想打破生活的平淡无奇”，也会不断冒犯静谧无聊的生活。又或者，截句拼凑卡尔维诺的访谈话语：“一个人有计划地虚度生命来抗议对生命的虚度”，让自己过上一种“目中无人的快乐”？
近日开始放开，恢复社会流动。前些天出门与编辑朋友聚餐，竟有两人当场泣不成声，或因回顾童年遭遇的压抑而哭诉，或因远离子女的愧疚而泣泪。尽管二人平素并非多愁善感之人，日常反而多一份插科打诨或调良稳泛，但这偶然性的刺痛感竟让席间静谧得可怕，我这等时常因反噬而难安之人，竟也向二人告诫：“生活偶尔需要作弊，但也不能学会轻易宽恕自己。”回头一想，反观己身，有点反讽。
《寒柳堂集》作者：陈寅恪版本：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我辈同龄之人，或多或少都终究到了面对生活种种的尴尬年岁。不知为何，间歇性喜欢翻阅昔人日记，岁月如驰，风尘告瘁，年岁不同而心境不同，偏好取向也云泥之别，就像兄在重读之际欣然斩获全新感悟一样。好似上周末睡前窗台映月，掀被推帘邀月入户之时，《记承天寺夜游》短短八十四字，突兀而至，个中字词，其间况味，真乃年龄未至，难入其境，选入中小学课本有点难为学生了。
难眠之际，喜好闲翻近人日记，似是对人间喧嚣的某种逃避，亦是对自我的某种补偿？时代太大，远方太远，总得有些小小角落的呢喃低语，能随地随时地暗通相道。就像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所言：“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蛻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说到江右翠微九子，也曾在他们身上耗费过一段时间。大学毕业后未曾立即就业，多年以自由撰稿的尴尬身份混迹江湖；美曰自由撰稿，实则如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周围人的成功往往突显自身的尴尬。甚至，有段时间父母几近放弃于我，却又以村头闲语而将期待强加于身。那时阅读易堂九子，竟是为了感受魏子有老母待哺而无米下炊之惨遇：伏处岩穴，读书切劘，肺腑交游，却难挡世俗之身的尴尬境遇……
这份偶尔的作弊心态，或曰与人相惜的通情之法，或许才能抵抗时间的傲慢，才能打捞长沟流月下的“堪惊之身”，偶以作弊的姿态，逃离溺水的命运，寻得一份新晴吧？比如，在王者荣耀与陌生之人推塔端窝；又比如，我此刻略显矫情般，与兄拉杂这些有的没的……
严步耕
年05月21日窗外重现马咽车阗之象
严兄：
近好！感谢分享陈寅恪先生论及“易堂九子”的语句：“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兄能与友人，相与歌哭，也是一种安慰。平日忙于生活和生存，现在才回复，请见谅。
我这边最大的变化是相隔八十天，终于走出社区了。六月一日零点开始，往昔的生活似乎回归了。听说许多市民在倒计时等待那个时刻。在可以燃放爆竹的外环以外，傍晚就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家存有鞭炮？过年时省下来的？难道预感到会有这个用场？
我熬不动夜，早早地就睡了，睡得很好，没有早醒。醒后抑制住立即散步的想法，担心一旦出门，当天不再有心思读书。翻开《后汉书》，读了几页，假装很努力。
中华书局版十二册的《后汉书》，去年秋读到第五册，肠胃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只能放下。恢复后，在读其他书，搁置至今。这次重新拿起，是因为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四篇》。汪先生讲到自己“摘帽”后，被派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携带的书中有一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四史》：“晚上不能作画——灯光下颜色不正，我就读这些书。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
《后汉书》作者：（宋）范晔版本：年6月中华书局
通读《四史》，似乎是旧时读书人的基本功。我只读过《史记》，不免心虚，所以在补课。读到《后汉书》淳于恭的部分，这位“老先生”（未必老，但他喜欢《老子》，也可以称为“老先生”）家里有果园，有人大摇大摆去抢摘，非但没有阻止，还帮忙收采，可能搬个梯子提个篮子什么的；有人偷偷摸摸去割他家的禾，他看到后反而担心对方不好意思，赶快藏在草丛里，耐心等家里的禾被搬走后才起身。（“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
读到这里，想起汪曾祺在《艺坛逸事》里写到姜妙香先生，有人在路上把他“搜刮一空，扬长而去”，他又把对方喊回来，“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后来谈到这件事，姜妙香说：“他也不容易。”此种写法，应有《后汉书》淳于恭部分的笔意。《艺坛逸事》每写到一位人物，篇末有“赞曰”及四字赞语，此种体例也与《后汉书》相合。
我喜欢《水浒》里那种直接打回去的方式，却也喜欢淳于恭这种近于“开门揖盗”的作为，似乎很矛盾。我理解的淳于恭，并非没有能力还击，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或是自家的果禾多到无力享用，或是来者有不得已的苦衷。尤其“偷刈禾者”，如是生存所迫，淳于恭“遇弱则弱”，近乎义举了。
《后汉书》关于淳于恭的记载过于简略，一时很难判断他“遇强”如何：是“遇强则强”，还是“遇强则弱”？武松们“遇强则强”，可是有时“遇弱亦强”。血溅鸳鸯楼的残杀，已有前人谈到。醉打蒋门神一段，蒋门神固然可恶（蒋门神与武松的恩主施恩有何区别，尚需讨论），但武松把蒋门神的娘子扔进酒缸，如果有现场视频流传，恐怕评价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水浒》写到这处细节：“可怜这妇人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水浒》多有“厌女”情节，此处“可怜”两字，倒是与武松保持了距离。
理想的状况，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如果说很难做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似乎没有那么困难吧？但在现实中，除了强者凌辱弱者之外，弱者为难弱者也是常态。弱者不把面对强者的失败和怨气转移到更弱者身上，弱者不去赞叹凌辱自己或他人的强者，都是知易行难的事。
封控期间，常能看到马铃薯花的照片。许多人家囤积的土豆因为发芽，无法食用，丢之可惜，只能任它发芽生花。好处是家中常有鲜花，又节省了花盆，花盆大都改种葱了。可惜汪先生绘制的马铃薯图谱毁于“秦火”，否则可以看图识物。兄在屋后手植两株罗汉松，真是奢侈啊，我只能用玻璃瓶水植几根小葱。
读过几页《后汉书》，终于迈出了社区的门。此前听说外面的世界陌生得认不出来，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街市依旧太平”。似乎一夜（应该不仅一夜）之间，垃圾已清理，树木已修剪，挡板已拆除，大部分商店都已开业，仿佛两个多月的封闭如泡影。也有一些变化，某些地方突然排起了长长的队，尽头是新添的核酸检测点；部分社区的门口有蓝色的帐篷，写着“男更衣室”“女更衣室”“出舱人员物品存放处”。仍然闭门的商家门口残存着封条，与春联“风生运起”“虎到福来”同在。一家馄饨店玻璃门紧闭，里面有四塑料篮小葱的根，用力抽出一些新茎，又枯掉了。一路走过，靠墙的位置常会摆放一些泡沫塑料盒，里面装满不知从哪里刨来的土，种的仍然是葱。
这里所说的，仅是我见到的景象；这座城市是否普遍如此，不敢断言。困居时期，读了《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在想，谁能写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想到许多作家，还是列夫·托尔斯泰先生最有这种笔力。托尔斯泰擅长呈现历史海洋里的船和船里的人，平静时如何，风暴时如何，这还没有什么；最难写的，起风前的暗流，风暴眼的平静，风平浪静后的涌动，对他都非难事。他讨论历史哲学时常空洞浮夸，像80年代的民间哲学家；一回到具体的场景，甚至比亲历者还要敏感于其中的细节：“莫斯科的末日到了。那是一个晴朗、愉快、秋高气爽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天。像通常的星期天一样，各个教堂都鸣钟做礼拜。”（刘辽逸译本）寥寥数句，功力自见。
年版《战争与和平》剧照
住处附近有一排石榴树，树下是一丛丛金丝桃。近日花慢慢在落，榴花鲜如血，金丝桃灿烂如*金甲，两种花瓣交错，血更红，*金甲更灿烂。忽然想起你的生日就在近期，“时间永是流驶”。这次先写到这里，兄多保重！
晓渔
年6月10日至13日于上海
作者/严步耕、王晓渔
编辑/袁春希
校对/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