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草编——传承的坚守与没落的窘境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余姚草编代表性传承人杨小珍
早在年前，河姆渡人就已经用芦苇编织席子，铺在干栏式建筑的顶上遮风挡雨，足见余姚草编历史之悠久。
据历史资料记载，清乾隆年间，编织草帽的工艺由外地传入余姚。《余姚六仓志》记述：“草帽俗名凉帽，女工所制。”曾有民谣流传：“姚北三件宝，棉花、白盐、草凉帽。”草帽跟棉花、白盐相提并论，足见草帽在当时老百姓心中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余姚曾是全国生产草帽最多的县。还曾在城区南滨江路建立余姚草编工艺研究所和工艺草编厂，负责草编工艺技术研究、草编产品收购和外销。几十年过去了，余姚草编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况？近日，记者采访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余姚草编代表性传承人杨小珍。
杨小珍近照
人物经历
杨小珍的工作室就在她家的架空层，一间几平米的小屋里，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年出生的杨小珍留着一头黑色短发，她一边和记者聊天，一边手中活儿不停。随着十指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下翻飞，夹在胳膊下的草一根接一根飞快地填入草帽中。
“做草编的秘诀是什么？”记者问。杨小珍笑意盈盈：“草编收口时一定要将口子压实，这样成品走线才不会歪歪扭扭。”记者注意到，杨小珍左手大拇指的指甲很特别，呈方形，她说这是左手指尖长期压着草编自然形成的形状。
杨小珍编织草帽用的材料，右下是金丝草帽
杨小珍做草编颇有点“无师自通”的味道。儿时，杨小珍喜欢看外婆打草帽。等外婆去烧饭时，她便自己偷摸着上手，没多久就能像模像样地编起来。她18岁那年，马渚镇下沙畈村成立了草编站，不少女性都将草编作为副业，领了草回家做麦秆花、麦秆片。“什么样的花式看一下就会了，当时我编织的成品基本都是范本。”说起往事，杨小珍言语中透着自豪。
年，杨小珍进入位于玉立路的宁波舜广工艺美术品公司。那时公司承接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等二三十个国家的订单，不同的帽子有上百种钩法。“国外的订单基本都是他们确定款式、提供原材料，由我们进行编织。”由于国外订单量大，杨小珍和工友们常常加班加点，每年10月最忙，常常一天要编织近12个小时。
杨小珍正在编织草帽
工作室的夜晚亮如白昼，一只大灯泡外包裹着一圈白纸，用于聚光。退休后的绝大多数时间，杨小珍都是一个人在工作室默默编织，桌上摆放着各种粗细、轻重不一的草：马铃草、灯芯草、拉菲草、金丝草……每次编织前，她会先将草按长短进行排列。编织完成后，她需要将帽子送去厂里装饰并压出帽型。
“这是我在长安社区向孩子们示范制作草帽。”杨小珍指着一张照片告诉记者，退休后，她经常去城区各个社区和四明山、小曹娥等乡镇传授草编技艺，看到孩子们与她当年初接触草编时一样的兴奋劲，她由衷地感到高兴。
访谈实录
张雯：杨阿姨您好，看到您工作室里这么多草编制品，我感到很新奇。除去草帽，还有草编背包、草鞋、草扇等，看上去质感都特别好。尤其是我手上拿着的这顶草帽，既细密又轻便，摸上去非常光洁。不过我看现在从事草编制作的人越来越少了，用您的亲身经历说说，近些年草编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小珍：你手上的这顶草帽是由金丝草制作而成的。金丝草手感特别细腻，而且不怕日晒雨淋，这样的帽子我们出口到国外一顶可以卖到近千元人民币。不过金丝草太细，用它编织草帽太过费时费力，现在愿意编这种草帽的人太少了。
杨小珍接受记者采访
在我小时候，户人家至少有五六十户都把草编作为副业。每每做完农活，大人们都会点上油灯编织草帽，换钱贴补家用。那个场景可谓是“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织帽人”。现在老一辈人年纪大了，做草编的人越来越少了。前几年还有五六个0岁出头的小姑娘跑到我这里，说想学草编，当时我还蛮高兴的。谁知她们纯粹只是对草编感到好奇，来了几次，将一顶帽子编织好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张雯：是的，现在确实很难再遇到愿意从事草编制作的年轻人了，您如何看待从事草编制作的人越来越少这一现实呢？
杨小珍：草编制作讲究耐心、细致、心手合一，女儿跟母亲学，姐妹之间互相切磋，百年来这项技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而现代人各有各的事，忙时有各自的工作，闲时有各自的娱乐，而且他们赚零用钱的方式很多，不再看得上这种老式的草编制作行当了。草编制作不仅效率低，而且人工成本高，赚得少，个人中也难找出1个愿意沉下心来做草编的人。
张雯：确实让人觉得很惋惜。您退休前所在的宁波舜广工艺美术品有限公司，现在已成为余姚草编技艺的传承基地。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余姚草编都出口呢？本地没有人消费？余姚草编未来何去何从？您对此又有什么想法？
杨小珍：余姚草编确实一直出口国外，但并不意味着本地人不需要。你看，即便到了现在，很多人下地种田，戴的仍旧是草帽。
主要问题是草编制品在本地能否卖出高价。我们曾将出口剩余的帽子拿到阳明古镇去卖，20元一顶的帽子一抢而空，来买的顾客排起长队，但20元的售价显然是亏本的。如果我们卖元一顶，能否卖得出呢？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尝试。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筹备网店，谋划出口转内销。
近年来，我们也在积极寻找传承人。疫情之后公司的员工从原来的00人急剧缩减至余人，除了专职做草编的人还愿意从事这个行当，现在很难找到愿意花心思学草编制作的人了。我们打算多去学校交流，唤起更多年轻人对于草编技艺的热爱。
因为我知道，这门手艺值得传下去，机器替代不了所有手工活。
记者手记
我对草编的记忆，要追溯到儿时。放假去爷爷奶奶家，总能看到七大姑八大姨围坐在院子里，每人拿着一把草，细细地编织着。我伸手想去摸，她们总是笑着打掉我的手，说我会把帽子弄脏。
据记载，上世纪20年代是余姚草编最鼎盛的时期，整个余姚，最多时有约1万名妇女参与编织。也不知谁发起的，从每顶帽子的加工费里捐出一厘钱作为教育经费，办一所学校。四年后，“余姚私立草帽业小学”就这样创办起来了。
今年7月，杨小珍在长安社区给孩子们示范制作草帽这么多年过去，村里早已不见了那些围坐在一起做草编的人。采访杨小珍时，我问这门技艺现如今该如何发扬光大？杨小珍却反过来问我怎么看，我俩哈哈大笑起来，其实彼此心知肚明：这年头愿意从事草编制作的人太少太少了。
但我内心仍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余姚为何没有单独售卖草编制品的店？为何我们只为国外代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何不主动出击吆喝自己的品牌？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学草编制作，但这项技艺总要有人传承，总要有人创新，余姚也总需要打响属于自己的草编品牌。
对于余姚草编来说，未来，任重而道远。
